“君申”再起风波双方以和为贵/曾平
时间:2024-07-22 15:39:3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76
“君申”再起风波 双方以和为贵
（上海）曾平
全国首例第一大股东状告上市公司及董事长的纠纷案，近日已成为传媒热点，也引起证券界、法律界及广大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普遍关注与讨论，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案件本身。案件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不仅是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为我国完善“公司法”及上市公司议事规则提供素材。
一、 关于“一拆四”的董事提案问题。
原告说“君安”提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告不能擅自“一拆四”，况且公告与开股东会的议案不一致。被告则说可以“一拆四”。于是有人说，如果免去的二位董事未通过，新增的二位董事又通过，一下子多出二名董事怎么办？也有人计算会出现16种结果，而造成目前实际少二名董事怎么办？假如二位免去未通过，应采用什么方式再议等等，法律、规章和公司章程都不明确。由于“一拆四”，造成公司少二名董事，造成“君安”作为第一大股东在董事会失控，权利怎么保障？如果这种游戏发生在国家股控股的上市公司怎么办？由于再召开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时间限制，董事长利用董事会人数缺陷，擅自作出许多损害大股东权益的行为，造成既成事实，怎么办？法律该不该有一个司法救济和限制措施。
二、 收购与投资是否为同等概念。
原告认为被告超越职权范围，未经股东大会通过而实际出资收购“科环”，用了6000万，严重损害股东权益。被告认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6000万的投资权，由于股东大会未能通过收购议案，可以将收购改为投资，也有人认为收购与投资为同一概念。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考虑到最近“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改变投资用途必须严格经股东大会通过的决定，是否可以理解在这方面掌握是“从紧”而不是“放松”？类似重大投资或收购失误，造成巨额亏损，谁来承担实际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118条规定，董事怎么能实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考虑董事具有一定财产担保能力，或严格设定权限？
三、 此类纠纷诉讼主体是谁？
原告认为，确认股东大会无效，应告公司，并考虑到将来执行主体和公告义务主体的法定代表只能是公司。“公司法”第111条赋予股东起诉法院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违法，但诉讼主体只能是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不能成为法定诉讼主体。同时，董事违法侵权，“公司法”第118条也明确，可以告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董事长本身。被告认为只能告一部分股东，告董事会，告股东大会等等。
从理论上讲，本案当瞿建国董事长用公司名义对外实施的行为，就是一个法人行为。在“公司法”中，又涉及到股东之间，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纠纷，也有一个法人行为。所以，当瞿建国利用“申华”公司董事会同意，并用“申华”公司名义与“科环”签订协议，用“公司”盖章，这就有一个公司法人主体问题，而且这种决定必然造成公司亏损，最后导致股东收益影响，侵害股东权益。所以“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如法院判令协议无效，不是瞿建国个人行为无效，而是“申华”公司作为法人与“科环”公司作为法人之间的协议无效。所以作为大股东要求“申华”公司恢复原状，停止收购，返还钱款。判决生效后执行主体是“申华”公司，不是瞿建国本人。同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无效，判决主文也是“申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无效，不是瞿建国擅自更改行为无效。在这一层法律关系中，如果瞿建国个人行为的过错，造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个人过错适用“公司法”的董事赔偿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和收购无效适用“公司法”和民法通则的法人责任。
从司法实践讲，“君安”起诉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要求法院确认“申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无效主体是公司而不仅仅是瞿建国个人行为的过错责任赔偿，双重性。二是要求法院确认“申华”与“科环”之间的收购协议无效，并判令“申华”公司恢复原状，返还收购资金。如果仅仅要求法院确认“收购”协议无效，只有确认之诉没有返还资金的给付之诉，该判决生效后就还要打第二场给付之诉官司，否则没有执行主体，三是要求瞿建国个人承担“公司法”的董事过错责任（包括如果需要随时追加其他董事为共同被告）。这三项目标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是关联的，有因果关系不能分，所以，要达到这三项目标，必须要把“申华”公司追加进来，并考虑将来执行工作。
如果不追加“申华”公司将会造成以下后果：首先，不追加“申华”公司作被告，假如原告胜诉，判决后，董事长可以说“申华”公司由董事会说了算，个人不能作主。这样返还钱款，恢复原状还要另行起诉。可以来一场游戏，董事长让位或退居二线，图章交给他人。届时法院来执行，称自己没有权，往他人、公司身上推，于是“君安”又要重新起诉。其次，由于“申华”公司目前运作均以董事会名义，董事会难以成为诉讼主体，不将“申华”公司作被告，法院对董事会没有约束力，又变成一场法律游戏，猫捉老鼠。再次，即使“君安”是“申华”第一大股东，假定“申华”公司也是受害人，“申华”不可能起诉当原告，更不可能告董事长，法律上是真空。
“申华”公司是一家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上叫它“三无”公司（无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正是有它特殊原因，笔者有幸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三次“申华事变”，参加“事变”中的有关法律工作。正是因为“申华”公司全流通的原因，其配股和融资对公司来说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君安”花了人民币五、六个亿成为第一大股东，但目前被排斥在管理层之外，说话不算数，并眼看大量资金流出去收购“科环”公司，而同时“科环”又有那么多资金购买“申华”公司的股票（据报载已有上千万股）。在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途径的情况下，无奈向法院起诉。
注意到“君安投资”起诉后一直保持低调，公司从未向传媒公开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可能公司还是从长远打算，从有利于公司发展考虑，从有利于双方将来有可能合作考虑，也从有利于证券市场稳定考虑。
中国人有一句话“和为贵”，现在又流行一句话“和气生财”。希望通过讨论，通过舆论监督，通过法院调解，通过有关部门协调，能够最终促使双方以协商了结纷争。
技术引进与知识产权
商家泉
一、行业领域技术引进需与知识产权整体制度完善、保护相辅相成
企业的技术引进过程和引进后的技术创新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比如，引进的国内独一无二的技术、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开发出来的新产品等都可以通过工业产权中的专利制度予以保护；技术引进后设计的软件文档和设计图纸等可以通过著作权法予以保护；如果创新的成果投入市场时辅以商标战略，就涉及到企业商标的保护了……因此，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多个方面，需要知识产权制度的整体保护。
二、行业领域技术引进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1、技术引进合同的必要条款
技术进口合同通称为技术许可协议，一般情况下，许可证协议所转让的标的仅是技术使用权，而非技术所有权。单纯的技术往往不能使引进方生产出可销售的有关产品，而需要在进行必要的试验研究，才能生产出该产品。故此，协议中最好规定，（1）许可方除了授权外，还必须向引进方提供全套的技术资料；（2）并有义务进行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协助引进方掌握该技术。 （3）可以将技术权利证书作为协议不可分割的附件；（4）许可的时间；（5）在该技术基础上产生的技术改进、创新所有权归属等；（6）产生纠纷时适用的法律、争议解决方式：法院还是仲裁？法院二审终审，仲裁一裁终审；（7）中英文合同产生矛盾时适用中文等。
2、技术引进合同中防止滥用知识产权的条款
2004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列举了六种属于“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情形：
（1）限制当事人一方在合同标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或者限制其使用所改进的技术，或者双方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包括要求一方将其自行改进的技术无偿提供给对方、非互惠性转让给对方、无偿独占或者共享该改进技术的知识产权；
（2）限制当事人一方从其他来源获得与技术提供方类似技术或者与其竞争的技术；
（3）阻碍当事人一方根据市场需求，按照合理方式充分实施合同标的技术，包括明显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实施合同标的技术生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品种、价格、销售渠道和出口市场；
（4）要求技术接受方接受并非实施技术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包括购买非必需的技术、原材料、产品、设备、服务以及接受非必需的人员等；
（5）不合理地限制技术接受方购买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或者设备等的渠道或者来源；
（6）禁止技术接受方对合同标的技术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异议或者对提出异议附加条件。
其中，第（1）款与第（6）款调整的是实践中技术引进合同里使用频率较高的两种情形。从调整范围上来看，不仅涉及直接的跨境技术引进，还涉及到外商在华投资时以技术出资的知识产权问题。
3、技术引进合同中注意改进技术的权属条款
A．直接限制技术引进方发展和改进所引进的技术。例如规定，“未事先取得甲方（技术转让方）的书面同意，乙方（技术进口方）不得将甲方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进行改进和修改”。
B．单方面地要求技术进口方将改进的技术回授给技术转让方。例如规定，“当技术进口方将技术转让方的技术改进后，必须立即通知技术转让方”，并规定，“改进的技术诀窍（包括专利、专利申请、其他技术）是技术转让方的专有财产”。
C．双方交换改进技术的条件不对等，例如一方面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都应将对合同技术的任何改进，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免交技术提成费的条件下，相互接受对方所改进的技术”；同时又规定“允许技术进口方仅在工厂内使用技术转让方的改进技术以生产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使用、销售其所生产的产品”，同时“允许技术转让方在研究、生产、使用、销售、颁发许可证时使用技术进口方的改进”。
4、签署协议前严格审查对该技术是否有效、对方是否拥有该技术的所有权
协议签署对方如无技术的所有权，则我方引进技术后就存在被他人指控侵权的可能。
作者：商家泉 律师，高博隆华律所
电话：010-84512800-850，电邮：shangjiaquan@globe-law.com。
关于在行政诉讼中火灾原因认定的不可诉性分析
刘 辉
原告青岛胶州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胶州市兰州东路169号。
法定代表人肖立志，总经理。
被告胶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住所地胶州市郑州东路62号。
负责人张有为，大队长。
原告诉称，2000年9月3日，在青岛精锻齿轮厂厂区内的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火灾，被告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了火灾原因认定书及火灾事故责任书，认定引起本次火灾的原因是由于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北门外电闸短路打火引燃车间造成的，并且由原告负有直接责任。原告认为造成短路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其电缆像胶皮腐化严重造成，可能是电闸处的电线连接不合格所致，也可能是车间内留下的火种引发火灾燃至电缆而引起短路。被告对火灾原因的认定是在设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关于火灾事故责任，原告认为根据青岛精锻齿轮厂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施工所需水、电应由青岛精锻齿轮厂送至施工现场，所以原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超负荷用电问题，不应对火灾事故负任何责任。被告的认定是错误的，应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认定。
被告胶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原因认定书》、（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在经过详细、全面的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并经过科学鉴定后做出的，并且经过青岛市消防局的重新认定，原因认定和责任认定并无不妥之处。在原因调查中，被告首先通过对青岛精锻齿轮厂职工王东洋，保卫科长李启文，原告施工队长杨成森，职工郑明奎，于成相的询问，结合现场勘察，初步认定火灾是由于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北门外电闸超负荷短路打火引起，为进一步确定原因，被告于2000年12月中旬又专门派人到我国火灾技术鉴定的权威部门－－沈阳公安消防局电路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中心进行了科学鉴定，结论为一次短路，说明火灾就是由于电闸处线路短路直接造成。二、通过对原告经理王世，施工队长杨成林，职工李成相、代宾的询问，结合现场勘察，原告在失火当天下午至少使用了电焊机、搅拌机、振动泵等较大功率电气设备。通过对青岛精锻齿轮厂电工班长姜汉洪的了解，这些电气设备在工作时的电流肯定超过拓昆公司北门处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并且通过对原告经理王世方，施工队长杨成林和青岛精锻齿轮厂工人主席耿孝先，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职工代宾的询问，得知2000年8月18日、8月26日该着火点位置曾因超负荷发生过短路打火。原告经理王世方，施工队长杨成森都清楚工地用电接线处的空气开关功率小了，并向齿轮厂提出过更换，并说，如果不更换的话，土地将停止施工，可风原告知道超负荷用电的火灾危险性。但是直到火灾发生时，该单位仍在冒险施工。三、关于现任认定，消防上火灾责任的认定分四种：一是直接责任，是指行为人直接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扩大，蔓延；二是间接责任，是指虽然没有直接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但是由于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对火灾事故的发生、扩大、蔓延负有一定责任；三是直接领导责任－－四是领导责任－－。本次火灾是由于原告用电超负荷造成，应负直接责任；齿轮厂由于未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火灾发生，应负间接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0年8月9日，原告与青岛精锻齿轮厂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在施工中所使用的供电路线是从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北门东侧房檐下电闸处引入工地。同年9月3日16时左右，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火灾，被告即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全面勘察和询问了有关人员。同年12月13日，被告将电闸的引进线四芯铝电缆送往公安部消防局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中心进行技术鉴定，鉴定结论为一次短路熔痕。被告于2认定001年8月13日作出（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本次火灾是由于该单位车间北门处电闸短路打火引燃车间顶苇箔造成的；同时，并作出（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书，认定胶州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为胶州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00年9月3日在胶州精锻齿轮厂施工期间，由于工地用电超负荷造成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北侧外墙上电闸打火，引燃覆盖在车间顶上苇箔引起火灾，应对此火灾负直接责任，对青岛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认定为间接责任。2001年8月28日上诉人向青岛市公安消防局提出了重新认定的申请，青岛市公安消防局作出了（青）公消重认（2001）第07号火灾原因重新认定决定书和（青）公消重责（2001）第05号火灾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维持了被告（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原因认定书和（胶）公消（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书。
胶州市人民法院认为，2000年9月3日青岛市拓昆工程机件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火灾，是原告使用的电闸短路打火引燃车间顶苇箔造成的。被告根据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第二十九条、青岛市公安局《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直接使用人原告负直接责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青岛胶州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胶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胶）公消认（2001）第002号火灾原因认定书，因该原因认定书已被（胶）公消认（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书所包含，并且不属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故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胶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胶）公消认（2001）第002号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
后原告青岛胶州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维持判决的原因如下：
第一、被告作为消防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火灾责任认定。本案中，被告在火灾事故调查中，依法按照公安部《火灾事故调查规定》中规定的有关程序，对该起火灾事故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在科学鉴定的基础上，确认了火灾事故责任。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消防部门对火灾原因的确认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但该行为不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而只是火灾事故责任认定的先决条件，且其缺乏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是一种不成熟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上的可诉性，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不宜受理此类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在审理中，对此不作单独审查并无不当。
第三、关于火灾原因，被告在科学鉴定的基础上，依据现场调查情况，推断出火灾原因为超负荷引起短路起火。其依据科学、充分，结论适当。原告主张起火原因可能为是电线老化引起等，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是正确的。
第四原告主张应由与其签订了施工合同的齿轮厂承担火灾事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也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对于消防部门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虽然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对此不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