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有问题 法学教师没问题
——江南孤雁《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的思考，再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龙城飞将


　　我国的法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江南孤雁是某高校法学院刑法学教师。最近，他给法学专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道作业，题目是“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他将收集上来的答案陆续公布在自己的博客中。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国大学的法科教育该如何进行呢？一名合格的法学教师该如何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呢？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而学生们普遍胆怯地低下那本应高昂的头颅时；当我看到学生的作业中有那么多的令人不如意时；当我看到年轻的法科学子迷茫的眼光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我国的法律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江南孤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许多博友热议。留言中有怪老师教学时太显示自己才能，旁征博引，脱离主题，有怪学生基础不扎实，学习不专心等。也有人提出疑问：法学教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上述的各种观点不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刑法学教育时没有把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这两者分开。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
我认为，不是法学教师出了问题，而是法学教育本身有问题。刑法学组成体系的问题是主要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内容等问题是次要的。

　　现行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国刑法教育使用的教材一般叫做《刑法学》。刑法学教材从结构看，又是与我国刑法的规定相一致的，刑法划分为总则与分则，刑法学划分为总论和各论。从内容体系来，主要以我国现行的刑法基本结体为其体系，又加上一些犯罪学理论的内容。总之，是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与一些刑法理论的总和。
　　这样的刑法学结体，在教学中会产生一些问题。老师往往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多从法理、国外刑法的原理等方面进行介绍。学生则更现实一点，他们希望刑法学课程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司法考试。在同一本教科书内，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有，又不全有。这就产生老师作为供应方与学生作为需求方不匹配的矛盾。由此可见，学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体系下学习我国的刑法学，若教师传播知识多了，就会冲淡刑法的根本规定，到了刑法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用法理代替法律、用国外刑法代替中国刑法的现象。不但学生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许多专家名人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以至于当人们研究一个具体的案例，平民百姓拿刑法的规定来进行论辩时，有着法律专业教育的“专家”们往往对他们嗤之以鼻，说他们不懂法律。在他们看来，用外国法律解释中国法律、用法理解释法律、用英美法系处理民事纠纷适用判例法的习惯来解释中国的刑法、用司法解释代替刑法法律、用省一级的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或通知代替两高的司法解释，这样才叫懂法律。而直接用中国的刑法解释中国的刑事问题却成了不懂法律。实际上，这是个别专家的口水代替法律，口水之治代替法治，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现行的刑法学可以分为
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两门课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实质上并没有将刑法的法律与刑法的法理分清楚。
　　我认为，我国目前的刑法学可以分为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刑法法律学直接解释中国刑法法条的具体含义，隐藏在其背后的法理，所支持与压抑的利益主体等。法律学要求人们理解并遵守现行法律，不能以法理代替法律。刑法法律学的传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其原理，能够帮助其通过司法考试，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可以刑法为工具。
　　刑法法理学则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国外好的刑法，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刑法法条进行评价，进行刑事立法研究等。同时，还可以引进国家刑法各个流派的观点，对中国现行刑法进行研究与探讨。刑法法理学也许可以作为大学法学院中独立的一门课程进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可能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专题研究。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及可以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是对现行刑法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只限于帮助学生理解法条的规定，一定不能按照书的作者自己的理解或观点随便解释。
　　刑法法律学包含的内容主要分为刑法总论与分论两个部分。总论解释刑法的总则部分，分论解释刑法分则的各项罪名。此外，还可以有一些我国刑法发展的历史的简要叙述，以及旧刑法与新刑法修改的内容的对比，说明修改的理由和原因等，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刑法法理学的特点及可能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能包括下述内容：

　　犯罪学：
　　亦称犯罪原因学，也就是狭义的犯罪学。犯罪学于19世纪末诞生于欧洲大陆，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犯罪学属于行为科学，特别着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上的研究。1885年，意大利的法学教授加罗法洛（Raffaele Garofalo）创造了“犯罪学”这个专有名词，约同一时间法国人类学者托皮纳德（Paul Topinard）首次将犯罪学应用于法国（即法语中的“criminologie”）。
　　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现象、犯罪行为、犯罪原因以及治理对策。研究方法除传统的犯罪动机等理论之外，可以使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就有专门的章节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犯罪成本、社会控制犯罪的成本等。
　　广义的犯罪学包括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英美各国的犯罪学主要从广义，欧陆各国学者多从狭义，日本学者不常用犯罪学而用刑事学一词，倾向于广义。西方的观点取狭义，拟将犯罪学或称犯罪原因学与犯罪对策学分为不同的两个部分或者两个学科。

　　预防犯罪学：
　　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和预防犯罪，从而又须寻求相应而有效的犯罪对策，以此为目的进行研究的学科，也可以称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对策是指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以至全体公民，为预防乃至减少犯罪现象而采取的一切宏观、微观的政策、策略、措施、方法的总和。
预防犯罪学的内容可以包括刑罚学、犯罪的社会预防、罪犯改造学、受害人补偿学、刑事和解研究等内容。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犯罪现象，比如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犯罪的学科可以称为犯罪心理学，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经济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社会学，用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以及犯罪历史发展的可以称为犯罪历史学。
　　再比如，用分类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称为犯罪分类学。犯罪分类学，或者使用一个时髦的词汇，犯罪谱系学，是犯罪学的具体深化研究，分不同类型的研究，比如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毒品犯罪、计算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跨国犯罪等，亦可以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犯罪进行研究。

刑法法理学流派：
　　所谓法学流派，是指对法学领域中某一重大理论或问题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而形成的群体。他们是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共同体，他们的观点可以片面，但是必须很深刻。法学流派的“流”，非流行的流，流派的本质是超俗而非庸俗。法学流派只有经过实践与时间的检验，最终默默地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价值，在解释现象中蕴含其实用性，才能真正成其为一种流派。
　　现在西方法学理论通常将法学划分出三大经典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由此可以发展出自然法刑法学、实证法刑法学和社会法刑法学。当然，再细一点划分，可以出现法经济学刑法学、自由法学刑法法、新黑格尔主义刑法学、新康德主义刑法学、功利主义刑法学等。

综合减灾基本法立法要义

朱 勋 克


内容提要 加强灾害研究，提高灾害管理水平，提升我国的综合减灾能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的减灾工作并未使灾害损失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除不断出现新的灾种以及经济的发展，加大灾害的脆弱性，增加易损性外，综合减灾工作不到位，力度不够大是主要原因，而其中以减灾工作缺乏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为关键。当务之急就是要制定减灾领域的“宪法”——《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依法减灾。
关键词 减轻自然灾害 立法

减灾即是减轻灾害损失和不利影响。综合减灾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减灾贯穿于灾前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的恢复重建全过程；二是减灾包括各灾种的减灾；三是减灾有实体机构实行综合统一的组织管理，有完善、畅通的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和灾情评估及辅助决策系统。减灾立法就是要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把这一综合灾害管理系统固定化、制度化，赋予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我国减灾法制建设相对落后。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的基本法律，也无国务院制定颁布的综合减灾行政法规。相关部门颁布了一些单灾种减灾法律法规，为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因其内容和实施上的不足和矛盾，并不能满足综合减灾有效的制度需求，达不到综合减灾的目的。
早在198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的田纪云同志指出，一定要走依法救灾的道路。1998 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以下称《减灾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减灾法制建设，积极开展减灾立法的研究工作，健全和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减灾工作的主要措施”、重要行动之一。为此，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明确其作为我国减灾法制建设和减灾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的战略地位，是新世纪减灾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对实现依法减灾，最大可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法治社会必须依法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实现依法减灾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减灾工作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之一，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依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加快制定我国的综合性减灾的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灾害预防、灾中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都有法律依据，切实维护灾民的合法权益。这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减灾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 减灾立法与减灾体制改革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现行减灾体制革新和完善的关键。我国现行减灾体制远不能满足当前减灾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减灾管理工作零乱，不具备系统性，不能形成一盘棋的工作局面，政出多门，令不一致，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综合减灾措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不能实现减灾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灾害损失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减灾工作程序不规范，制度建设、组织机构、决策系统、物资装备、工作方式等落后于减灾工作的实际需要，减灾投入与产出不相对应，达不到预期的减灾效果。当前和今后全面推进减灾工作，就是要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减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树立减灾工作一盘棋的观念和以人为本的观念；坚持国家主管部门、人民群众与专业技术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减灾的原则；确立预防为主，防、抗、救、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建立中央与地方、国家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整合全社会的减灾资源，发挥其整体功效；建立健全各级减灾组织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减灾的积极性主动性；完善减灾工作的各种制度，建立科学的减灾决策系统，配置优良的物资装备，使减灾工作规范有序。
三 减灾立法与减灾系统工程建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建设减灾系统工程的着眼点。灾害管理主要包括灾害的预防、预警、抗灾、救灾、恢复重建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害管理是防灾减灾的最主要的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或避免灾害的发生，一旦灾害发生，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减轻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灾害发生后，及时向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加强减灾工作，提高灾害管理水平，就必须着眼于创制《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通过立法，把减灾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对策措施等以国家基本法的方式确定下来，以期提高我国的综合减灾能力。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须明确：一是建立中国的防灾抗灾救灾体系，设立一个综合减灾机构全面部署和领导减灾规划和灾害的预防、救助及灾后的重建工作。二是建立跨部门的减灾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各部门间、中央与地方间、宏观决策机构与救灾部门间灾情信息的及时传送与交换。三是建立中央、地方政府、社会各级固定的救灾储备金体系，管好用好减灾经费；加强灾害保险，利用经济杠杆间接减灾。四是加强减灾工程管理，提高减灾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五是强化灾害的宏观管理，完善灾害立法，推进减灾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四 减灾立法与减灾宣传教育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加强减灾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减灾意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加强减灾的宣传与教育作为减灾系统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综合减灾的应对措施之一。因此，减灾的宣传教育必须通过立法使之经常化，固定化和规范化。
《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法律规范必须强调：第一，减灾宣传教育是要强化公众对于减灾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应对灾害的措施。第二，减灾的宣传教育要传授灾害知识，使公众了解灾害的一般知识，如灾前征兆，灾害过程，灾害机理，灾害后果等。第三，减灾宣传教育要使公众意识到灾害在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的综合性、广泛性和严重性，提高公众积极参与减灾的意识。第四，减灾宣传教育要传授公众应对、处理灾害问题的实际技能，提高公众的自救和互救能力。第五，各级党政机构要更加重视减灾工作，把减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特别是要预防各类重大恶性灾害事件的发生。第六，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开展减灾宣传教育，普及减灾知识。减灾宣传方式要灵活，既要到达宣传的目的，又要导向正确，不引起混乱。
五 减灾立法与科学减灾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科学减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力保证。要想在灾害面前有所作为，就必须对灾害的分布状况、灾害的发生规律、灾害的成因和特征、灾害的危害后果、防御此类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危害后果的措施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走科学减灾的道路。
科学减灾，不但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灾害的本质及演变规律、成灾后果，而且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即防御灾害发生和减轻灾害损失的方法措施。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减灾就没有思想基础，不能确立其体系结构；没有技术支持，科学减灾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不能产生任何效益。目前，我国灾害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强，应用技术研究相对较弱，不能满足科学减灾的要求。因此，借助于减灾基本法，要集中减灾科研力量，加强减灾应用科学研究，加速减灾科技成果转化，使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科学减灾的根本途径。
六 减灾立法与创新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为减灾从观念到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有利契机。减灾同样需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用创造性的思维方法去思考减灾问题，发挥潜能和创造力去实践新思维和新方法。我国的减灾工作不能囿于既有的理论和制度，需要大胆的创新，并把此类创新用国家基本法加以规范和引导。第一，全面回顾我国减灾工作的历程，从理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减灾理论的局限和制度漏洞，为下一阶段的减灾行动提供支持。第二，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繁荣减灾理论研究，用不断创新完善的理论指导减灾实践。第三，集中科研力量，对减灾工作的重要环节，减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重大灾害进行科研攻关，力求在减灾科技上有所突破。第四，以中国加入WTO，转变政府职能为契机，改革现行的灾害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防灾、备灾、救灾方面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健全综合减灾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门类齐全、分工合理、管理有效的中国防灾减灾体系。第六，加强灾害管理人员、减灾工作人员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其决策水平、指挥水平以及防灾救灾的业务水平，尤其是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
七 减灾立法与减灾全球化
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是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根本保证。减灾无国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是不分地域、民族和信仰的一种人道主义行为”，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只有世界各国行动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国际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的放矢、齐心协力才能达到减灾的目的。经济发展的区域化、全球化，减灾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减灾工作由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我国积极参与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技术开发、灾害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成绩显著，在国际减灾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WTO背景下，如何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规范利用国际社会的人力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减灾资源促进我国的减灾工作，使之与国际接轨；在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如何遵守国家外事纪律，保守国家机密和信息数据，维护我国的主权、尊严和安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鲜有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减轻自然灾害基本法》，完善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最大限度利用国际资源推进我国减灾工作。


此文已在《法学杂志》2002年地四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