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研究

张磊


导 论
血液是生命的源泉和动力，自从输血技术临床应用以来，输血行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同时也成为传播疾病的一个重要途径。相比注射毒品、性接触和母婴接触等传播途径，输血传播病毒的机率最高，因而输血感染艾滋病、丙肝、梅毒等疾病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1983年，法国爆发了世所罕见的“输血丑闻”，引发了全球对输血感染病毒法律责任的讨论。199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在《血液安全和艾滋病》一文中指出：“在许多国家，关于血液捐献、筛选和输血的法规都存在，但很少认真执行。这些法规的制定和严格执行非常重要……” 。自从1983年8月黑龙江肇东市人民法院判决全国第一起输血感染乙肝、丙肝混合型肝炎案后， 河南、山东、山西、湖北等许多地区先后现了一系列因输血感染病毒而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更应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自1985年中国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进入了广泛流行的快速增长期。目前，我国面临艾滋病发病的第一个高峰。而随后，司法部门很可能面临一个诉讼的高峰期。
输血感染病毒事件的激增，是由于国家血液安全观念的淡薄，是由于医疗机构技术操作的不规范，更是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理论研究的缺失。医患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和信息的不对称，致使许多本已不健康的患者雪上加霜，也使医方因诉累而感慨。在司法实践中，输血行为的过失标准、因果关系的认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其计算方法，直接关系到赔偿的具体数额，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平衡。随着医学界对血液病毒认识的深入，血液病毒诊断标准和检测手段的规范化为法学上民事责任研究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参数。能够借助侵权行为法律的规范功能，使医患双方明确自己在输血治疗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临床输血损害的发生，增进患者的身心健康，促进临床用血技术的发展，将是本文的价值所在。法律生活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医患双方的权利将都得不到切实的维护，本文意在为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理论系统化尽绵薄之力。
一、输血感染病毒赔偿中责任竞合时的请求权选择
（一）损害赔偿关系的基本结构
损害赔偿关系的基本结构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加害人是医方，被害人是患方。
医方包括医院和血站。一般而言，输血医疗行为的完成依赖于医院和血站的配合。本文所指医院是广义上的，包括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本文所称血站，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采集、制备、储存血液，并向临床提供血液的公益性医疗机构。血站是指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医疗活动表现为医疗机构内部各个部门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医务人员的个体活动，但是现代医学把医疗行为视为一个整体的团队行为，医疗活动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是统一的，都是医疗机构而非医务人员。从民事法律角度来看，医疗机构同医务人员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雇用人使用受雇人以达成雇用人所追求之目的，受雇人的行为如侵害他人权利，倘行为发生在执行职务之时，基于“享受利益同时承担危险”的原理，雇佣人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故雇工在受雇期间从事雇用活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雇主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虽然只是针对企业法人的雇主责任，但是学理上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法人或社会组织的雇主责任。总之，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虽然输血行为都是由具体医务人员而为，但法律意义上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是医疗机构，即医院和血站。
患方包括患者本人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对应而言，直接受到病毒感染的患者当然是患方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1条规定，患者的法定扶养权人、父母、配偶、子女及为患者支付丧葬费的人都是患者的利害关系人，也有权主张损害赔偿。故患者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均为赔偿权利人。
（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一般原理
由于现代法律均为抽象的规定，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调整社会关系，因此时常发生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些规范都可以适用该事实的现象，在学说上称之为规范竞合。 由于规范竞合的存在，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可能依不同的规范应承担数个不同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现象就是责任竞合。 近现代民法中的民事责任主要建立在各自独立的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两个体系之上，“前者系以对一般人之利益应予尊重、不得侵害为原则；后者系以特定人间信赖关系为基础。二者性质不同，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乃生差异，分别为二个独立制度” 。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过失程度上的不同。侵权责任上的过失通常有一定的标准，在契约责任中过失的标准则可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事先未约定时，契约责任上的过失通常依契约性质与内容的不同而或轻或重，在整个契约责任中过失责任没有划一性；（2）举证责任上的不同。依侵权行为法的一般举证原则，行为责任人的过失应由被害人证明。但在契约责任中，债权人仅需证明存在债务不履行的事实，不需证明债务人存在过失。反之，债务人则只有在能够证明系由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造成时，方可免责；（3）赔偿范围上的不同。契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通常只针对财产损害。而在侵权责任中除得请求财产损害之外，在侵犯人格的情形下，加害人对被害人非财产上之损害亦承担赔偿责任；（4）过失相抵上的不同。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之债，即使被害人存有重大过失，加害人也不得全部免除赔偿责任，被害人的轻微过失一般并不影响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在契约的赔偿责任中，债权人有重大过失时可以否定债务人的赔偿责任，有轻微过失时也可以减轻债务人的责任；（5）债务连带性上的不同。当多数加害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时，他们作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契约责任的几个违约人之间除有明示表示外，通常是分别承担赔偿责任；（6）抵消上的不同。因侵权行为所负担之债，债务人不得主张抵消；而在债务不履行的情形下，债务人得以他对债权人的同种类债权主张抵消；（7）时效上的不同。侵权责任与契约责任的诉讼时效在各国法律上均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日本民法中，契约损害赔偿请求时效为10年；而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效为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道侵权行为发生时起3年或从侵权行为发生时起20年。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侵权行为所生请求时效一般为2年，但因为身体受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仅为1年；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时效为2年；（8）免责条款效力上的不同。法律一般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他们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但对有些免责条款也承认其效力。相对而言，免除契约损害赔偿责任的条款更容易被法律所承认；（9）受害人亲属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同。依契约的相对性原则，只有契约双方当事人可以享有契约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所以契约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有当事人享有，其亲属不能成为请求权人。在侵权行为法上，受害人的亲属则有权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医患之间存在医疗契约时，医疗损害行为既因为没有适当地履行债务而构成债务不履行，也因为侵害了患者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而构成了侵权行为，这时就形成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民法以权利为中心，权利表现于外部的作用，主要为请求权。从患方主张医方赔偿损害的角度看，请求权的选择就是对竞合的医方责任的选择。不同的请求权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对医方的制裁，当法律同时赋予患方两种请求权时，就是给予患方一定的选择权，患方可以本着以最低的费用保障自己最大权益的原则来选择行使权利。
（三）患方选择侵权请求权更有利于输血感染病毒纠纷的解决
如上文所说，医方同患方的关系可以分为医方同患者的关系和医方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的关系。从契约责任角度看，在输血感染病毒纠纷中，很明显医方同患者的利害关系人之间没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即构不成契约关系。但是，医方同患者本人之间构成怎样的契约关系，值得讨论。医方同患者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医院同患者的关系和血站同患者的关系。一般认为，医院同患者之间存在医疗合同关系。但是，“医疗契约，很不单纯，其性质应分别观察，遮免以偏概全”。 医疗契约中不仅包括处理医疗事务的委任关系，而且还包括买卖、租赁、雇佣、赠与等关系，即医疗契约是一种综合性的契约。 医疗契约是以医师的诊疗义务与病人的给付报酬义务为内容的双务有偿合同，但医师并非负有完全治愈病人的义务，而是依据病人症状尽可能的治疗义务。 从患者委托医生完成适当诊疗事务这一目的来看，专门以输血行为为合同目的的医疗合同似乎可被视为委托合同，但在医疗实践中，输血行为更多被作为一种医疗手段在医疗活动中根据某个时点、某个局面的实际情况选择实施，其实质是医院向大众提供的一种专业性医疗卫生服务，患者对于此项服务更多的是被动的利用，故很难准确为其确定合同性质。在医疗活动中，虽然有些医院指使患者或其家属直接到血站自取血液，但在法律的视野内，患者或其家属直接取血行为仍是受医院的意思支配去履行医院和血站之间的合同,血站同患者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
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更多情况下，是因为医院使用血站采集的血液后引发的赔偿纠纷。虽然医院同血站之间一般有比较稳固的用血契约关系，但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在一起民事诉讼中，只能有一个诉因、一个案由，不能设想患方既可以依据契约为基础对医院主张违约责任，又以侵权为基础对血站主张侵权责任。从患方角度看，合乎逻辑的权利只能建立在侵权责任基础之上，把医院和血站视为共同侵权人，从而保障赔偿请求权的实现。但是，医院和血站之间是共同侵权行为人关系还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关系，尚有争议。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 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不存在独立的共同危险行为概念，而是将其归入共同侵权行为，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之一种。共同危险行为制度起源于《德国民法典》，后为日本等各国立法所确认。共同危险行为也叫准共同侵权责任，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权利的危险行为，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能判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一般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的不同之处有两个方面：在主观方面，一般共同侵权行为的数人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或者其中部分人有损害的故意，其他人有过失，其侵害对象是特定的；共同危险行为则没有人为的特定侵害对象，也没有数人损害的故意或过失，只存在对周围环境或人的安全疏于注意义务的共同过失，这种主观上的可归责性是内在统一的，是数个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的基础。在客观方面，一般共同侵权行为的加害人是明确的，或由受害人举证证明，或由加害人举证证明（即主张自己不是直接加害人的被告，有责任证明其不是直接加害人）；共同危险行为下的损害结果虽不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全体所致，但无法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原告无法证明其中谁是直接加害人，被告也无法证明其中谁是直接加害人，因而，原告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推定全体被告都是直接加害人，而且是致害概率相等、过失相同、责任均等。如果被告能够举证证明谁是直接加害人，则可发生责任不均等的后果，但不改变共同危险行为的性质。从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可以看出，在诉讼中发生了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医院使用血站采集的血液而引发的赔偿纠纷中，医院和血站之间属于共同危险行为的关系。因为：（1）患方无法从直观上辨别输注的血液是否携带病毒，也就无法知晓血液是在医院还是血站环节出了问题，既无法证明其中谁是直接加害人；（2）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可以更有效地制裁民事违法行为，防止医院和血站推诿责任，使患方受到侵害的权利及时得到救济，有利于消除纷争；（3）在主观上，考查的起点的正是医院和血站是否构成共同过失，而不是单方谁有过失；（4）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肯定了处理医疗事故可以采取举证倒置的方法，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对举证规则的要求。近年来，在李×诉河南省新野县人民医院、新野县卫生局输血感染艾滋病、蒋某诉镇江医学院附属医院输血感染丙肝、刘旭诉伊通满族自治县中医院、伊通满族自治县血站、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案中 ，均把医院和血站视为一体，作为共同被告追究责任，很好的应用了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平衡了医院、血站和患方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法律之适用，非纯为概念逻辑之演变，实系价值评断及当事人利益之衡量。再从此项观点以论，亦不宜认为契约责任当然排除侵权责任，否则将产生不利于债权人（被害人）之严重后果，此在侵害他人身体或者健康之情形最为显著。” 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上，医疗事故的被害人考虑到自己诉讼的实际情况，在发生以人身损害为中心的医生与其有契约关系的患者之间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时，大半依据侵权行为责任主张权利。从立法角度看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损害赔偿也倾向于被定位为侵权责任。其第2条规定“过失”是构成医疗事故责任的重要构成要件，而依照《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失责任原则；同时，第50条明确承认了精神损害赔偿，而我国民事立法历来不承认违约责任中可以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却承认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献血法》22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将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血液用于患者……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这里的“违法本法规定”就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条件之一。可以说，尽管合同法的气味伴随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但是过失侵权已经居于现代医疗损害诉讼的核心地位。
综上所述，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当医患之间的合同性质不明或契约关系不存在时，则很难划分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会严重影响患方违约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如果患方主张侵权赔偿请求权，在请求权人的范围上可以扩大，在赔偿范围上可直接要求非财产之损害，在债务实现时可受到连带责任制度的保障等等。总之，患方主张侵权赔偿请求权，更有利于自己实现民事权利，更有利于平衡医患利益。
二、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中的过失及输血注意义务
（一）过失的一般原理
“实施违法行为并以此给他人造成了损害的某人的故意或过失，叫做民法上的过错”。 也就是说，故意和过失是行为人的两种基本过错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责任不同于刑事责任，借助医疗手段的故意加害行为一般被纳入刑事领域评价，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民事责任的视野中，通常不以行为人主观恶性之大小来确定法律责任。故意也不过是“过剧的过失形式” ，只需证明行为人有过失就足够确定民事法律责任了。因此在侵权行为法上区分故意和过失对于归责并无多大意义，故本文仅讨论过失对归责的影响。
怎样把握过失的内涵？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民法理论上，占主导地位的过失内涵经历了从结果说到主观说再到客观说的演变。以主观过失为归责要件并取代结果责任，是法律明文的表现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但是，主观过失说把意志视为可以脱离客观外部环境和行为的孤立的东西，片面强调意志的绝对作用，主张在不考虑行为人的外部行为的情况下，以对行为人的心里状态的检验作为认定过失的标准，需对每个行为人的预见能力作准确的判断，没有真正解决行为准则问题，从而常常给加害人提供了更多的免责机会，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客观过失说在法律上的采纳，是侵权法职能从制裁、威慑向补救转换的表现，它消除了对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违法性判断方面的困难，大大减轻了法官在检验过失上的负担，也为过失推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适应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注重对无辜的被害人提供补救的需要。 而相对应的，客观过失说不承认人的意志对其行为选择的决定作用，把过失视为一种可以由法官随意解释的“社会概念”，甚至认为无行为能力人也有过失的存在，这就不适当地扩大了责任范围。因而，无论主观说还是客观说都是有失偏颇。 对过失的界定，一方面要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在静态安全的层面上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有利于限制加害人责任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而限定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合理消极界限。综上所述，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是不可能分开的。过失作为一种基本过错方式，应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要素相结合的概念，既是指行为人通过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主观状态或主观意志状态，其本身体现了一种否定的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判断。
可见，过失所考察的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具备应受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性。过失的行为人之所以在法律上应负责任，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预见或没有认识，而在于行为人的行为背离了法律和道德对其提出的应对他人尽到适当注意的要求，在于行为人没有尽到对他人注意的义务，以致于其行为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规定，“行为不符合法律为保护他人免受不合理的危险而订立的标准”，即为过失。换句话说，过失是未能按照指导人们正常行为的一个合理人所应做的去做，或做了一个合理人所不应做的事情。 像这样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有无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标准，既是认定过失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的采用，使侵权行为归责要件中的行为违法性与过失要件合为一体，更有利于得出清晰的判断结果。法官只需要用某种行为标准来衡量医方的外部行为，而不必对其内在意志过程进行检验，便可以判断医方有无过失。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并不注重违法与过失的区分，因为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形，如果证明了行为的违法，行为人的过失便可不证自明。 正如曾世雄先生对过失要件和违法要件关系的评价所言：“立足比较法学之观点言，违法与过失，有各自独立成为损害赔偿成立要件者，有仅以过失为损害赔偿要件但包含违法者。此一现象足以说明：二者是否各自独立并非当然，混而为一亦非不可，此其一。过失之认定本质上属于主观事项，个别深入探讨，费时费为不切实际；反之，从违法滑过而认定过失，虽非正当事常有之，此其二。违法与过失经常如影随形，违法而不具过失者，虽非无之，终属少数，此其三。”
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侵权行为使低成本的市场交易为高成本的法律交易所取代，所以惩罚侵权行为是有效率的。侵权行为法的目的也正是着眼于更有效益地分配社会资源这一集体目标，法官对过失的确定也应以效益考虑作为出发点。法律经济分析方法试图用汉德公式把过失量化，为过失判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假设医方没有采取任何血液检验措施导致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可利用汉德公式对医方过失作如下分析：P=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正常人输进携带艾滋病毒血液的感染机率是90%）；L=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据专家估计，全国因艾滋病感染增加在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约在4620亿元到7700亿元人民币之间，按全国艾滋病毒感染者总数为100万人计算，每位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的损失最低为46200元 ）；P*L=事故的预期成本；B=为避免事故所必须负担的预防成本（河南某中等城市医院包含艾滋病毒在内的血液检测收费标准为95元，因该项收费为非盈利性，可视为医院预防的成本额）。若P*L>B，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乘以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医方为避免事故所必须负担的预防成本，则医方有过失。很显然，医方在不采取任何血液检测措施的情形下，当然有过失（90%*46200元>>95元）。过失意味着没有去避免一个事故，尽管避免该事故的成本要低于事故的预期成本。换句话说，医方有能力尽量选择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减少事故损失，而医方没有这样做则是有过失的。在这方面，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观点极类似于客观过失说 ，汉德公式对过失的量化分析恰好佐证了认定过失的客观标准的合理性。
总之，过失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判定是否要医方赔偿损害的高度政策性判断。最轻微的责任也能够给侵权行为人一些有用的警告，使其意识到自己活动的危险性，并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损害发生。医学界公认的医疗事故发生率高达30％，虽然法律的介入也不能防止医方不出任何过失，但是法律应当能够阻止过失的继续扩大。
（二）判断医方过失的标准
在输血感染病毒纠纷中，医方一般是依法成立的法人机构。法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体，本身不可能具有某种心里状态，但法人的行为也受其意志支配。法人有自己的内部机构，能够产生并实现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是支配法人行为的动机，也是法人具有过失的基础。
医方过失的判断标准可以从抽象与具体两方面来考察。抽象标准是指适用于判断所有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的一般标准。日本司法判决认为，从事人的生命及健康管理业务的人与其业务的性质相对照，要求负有为防止危险而在实际经验上必要的最善的注意义务。作为医生，对于患者的症状应予充分注意，在考虑效果及副作用的前提下，并依当时的医学知识确定治疗方法及程度，在万全的注意下实施治疗。 这里的“最善的注意义务” 和“万全的注意” 是日本民法理论对医方注意义务的概括。在梁慧星先生牵头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中，出现了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概念。基于委托人的信赖，专家在执业活动中须尽高度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违反高度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应认定为有过失。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是指专家因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所产生的义务，一般以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在执业活动中所通常应履行的注意义务为判断标准。专家的忠实义务是指专家应为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实施行为，不得同时追求第三人或自己的利益。医生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当然是专家。可以说，医疗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要求医方最大限度地熟练运用技术及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其内涵跟日本民法所言的“最善的注意义务” 或“万全的注意”是一致的。
具体标准则指对某一具体医疗行为考察是否存在过失的标准。不同类型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判断标准略有不同，本文将判断输血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标准称为输血注意义务。输血注意义务的设定不是随心所欲的，应当综合考虑临床输血技术本身的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医疗专家的高度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输血注意义务的设定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原则：（1）医学判断原则。所谓医学判断原则，是指只要医疗专业者是遵循专业标准的要求作出的医疗行为，就不能仅因事后的损害后果而对其课以责任。医方在对患者施行输血诊疗时，若其已尽到符合临床输血专业要求的检验标准和技术指标，即便治疗结果不理想，甚至有不幸发生，医方也无过失。法律承认临床实践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评价治疗或技术是否符合标准应基于临床决策已有的知识和当时的临床实践水平，决不能以事后新发展的技术知识或审判时的技术水平作为判断标准。例如，我国是1993年才正式要求医疗机构对血液中的艾滋病病病毒抗体进行检测的，那么对于1993年以前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形，就不能以违反输血注意义务来认定医方的过失；（2）容许性危险原则。容许性危险是指完成某种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中含有某种侵害法律权益的危险，若该危险与其有益目的相比被认为是正当的，该危险就属于容许性危险。 容许性危险行为本身属于具有正当目的的行为，它本身不欠缺合法性，如果行为在履行了应尽的注意义务的情形下发生了可预见的危险，也不能将其归为违法。医学的进步是经过千千万万次的反复实验和多次的失败才得到的，所以为谋求社会进步，应允许威胁法益的医疗活动存在。临床输血行为虽然有可能危机患者的健康，但更可以使以往被认为属于绝症的疾病（如血友病）也有了维持生命的可能，给患者及其亲人带来欢乐和希望，故应当容许其危险的存在；（3）医疗紧急性原则。所谓医疗紧急性，是指由于医疗的判断时间紧促，对患者的病情及病状无法作详细的检查、观察、诊断，自难要求医生与平常时期的注意能力等同。因此，紧急性便成为最重要的缓和注意义务的条件。但这并非有意减轻医方紧急情况下采取输血治疗手段时的注意义务，而是仍以相同的注意程度作为判断标准，不过在因紧急情况输血而无法履行某些注意义务时，免除医方相应责任的承担；（4）地区性法则。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有差距，医方执业的环境、医疗经验等都有地区性的差异，这在我国尤为明显。在一些偏远的农村，许多医务工作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对现代医疗知识及医疗技术知之甚少。因此，判定临床输血中医生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应以同地区或类似地区（指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环境、习俗、人口等相似的地区）的医疗输血技术水平为参考。
（三）输血注意义务的类型化
由于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入细化，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针对一些行业行为提出了法定的要求，相当多的行业内部也对自己的行为明确了规范的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只要违反了法定注意义务以及行业内部行为规则，即可被认定为是具有过失的，此时违法（包括违反规则）就可被推定为过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明确指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前提是“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纵观医事行为规范，输血注意义务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规范性文件中的强行性规定；（2）医疗机构工作制度；（3）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及技术操作规程，具体包括：卫生技术国家标准、现行版药典或技术操作规程，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诊疗规范、培训材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现行版教科书、诊疗常规及实用系列图书；（4）公认的医疗卫生行业习惯。其中，对医疗输血行为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国务院的少量法规和卫生部的大量规章（以下简称行政法规）。
由于医院和血站在输血治疗过程中所肩负的职责不同，根据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医院的输血注意义务可以类型化为以下几种义务：（1）对血液进行形式检验的义务。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输血前的检验、核对制度，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医疗机构应指定医务人员负责血液的收领、发放工作，要认真核查血袋包装上的血站名称及其许可证号、献血者的姓名和血型、血液品种、采血日期及有效期、血袋编号和储存条件等项目 ；（2）紧急情况下安全用血义务。有原则必有例外，遇到医院因应急用血需要临时采集的情况时，法律突破了只能由血站直接采血的原则。例外必有条件，即便是紧急情况，医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直接采血：首先，边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和所在地无血站（或中心血库）；其次，危及病人生命，急需输血，而其他医疗措施所不能替代；第三，具备交叉配血及快速诊断方法检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艾滋病病毒抗体的条件；最后，患者血红蛋白低于100g/L 和血球压积低于30%时，符合“紧急” 输血指征 。在张理民诉河南省鹿邑县辛集卫生院一案中，医方正是在违反上诉第一和第三两项条件的情形下自行采血，被判赔偿54万元 ；（3）告知患方输血危险性的义务。决定输血治疗前，经治医师应向患者或其家属说明输血目的、可能发生的输血反应和经血液途径感染疾病的可能性，征得患者或家属的同意，由医患双方共同签署用血志愿书或输血治疗同意书。 对无家属签字的无自主能力患者进行紧急输血，应报医院职能部门或主管领导同意、备案并记入病历；（4）确保没有医源性感染的义务。医院必须严格按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和《临床输血技术规范》规定的程序进行管理和操作，防止血液病毒通过医疗设备交叉感染和传播；（5）在病历中记录输血过程以备查义务。病历是记录患者病情和医院行为的最佳证据，保存病历不仅是医院保护自身权利的方式，也是医院维护患者利益的义务之一。早在1994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规定门诊病历的保存期不得少于15年，住院病历不得少于30年。2002年施行的《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再次重申门（急）诊病历档案自患者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的保存时间不少于15年。输血行为作为医疗活动的一部分，医院当然有义务在患者病历中详细记录以备查询。
根据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血站的输血注意义务可以类型化为以下几种义务：（1）对血液进行实质检验的义务。采供血机构在采血前，必须按《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对献血者和供血者进行验证和健康检查。对采集的血液进行检验时，必须使用有生产单位名称、生产批准文号和国家检定合格的诊断试剂，杜绝已感染病毒血液进入临床应用，保证血液质量； （2）提供采血原始记录的义务。血站应该提供足够的采血资料，使一个“外行”也能读懂，并且跟其他医学资料一样，不许发给未经认可的人员或者为所得到。 《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要求献血办公室必须在核发《供血证》的同时建立供血者档案，并负责将档案副本报省级献血办公室的档案中心；《血站管理办法（暂行）》要求血源、采供血和检测的原始记录必须保存10年，血液检验（复检）的全血标本的保存期应当在全血有效期内，血清标本的保存期应在全血有效期满后半年；（3）确保血液储运安全的义务。血站应当保证发出的血液质量、品种、规格、数量无差错，血液的包装、储存、运输必须符合《血站基本标准》的要求。血液包装袋上必须标明血站的名称及其许可证号、献血者的姓名（或条形码）和血型、血液品种、采血日期及有效期、血袋编号（或条形码）和储存条件等项目。
三、输血感染病毒侵权赔偿中归责原则的适用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是责任的核心问题。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的效力和减轻责任的根据等因素。因权益受到侵害而发生的损害究竟由谁承担？在逻辑上，应让损失停留于其所发生之处，即被害人须自己承担所发的损害，因为使被害人能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无论在法律规范或实际执行上，势必耗费资源或产生交易成本，除非有特别干预的理由存在。这里的“特殊理由”就是指将损害归由加害人承担，使其负担损害的事由，即归责原则。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发生作用的引发机制，它一方面将法律的程序性问题引入侵权行为法，从而限定了侵权行为法的适用方式，另一方面在更为基础的角度上决定了侵权行为法的适用范围及其社会功能。只有确立了合理的归责原则，才能使侵权行为法成为实现公平、效率的理性工具。 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促使其自身体系不断完善，无论是按照单一的过失责任原则建立起来的侵权法模式，还是按照有限的多重原则建立起来的侵权法模式，各国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采纳了多重的归责原则。 民事案件繁纷复杂，大量的输血感染病毒纠纷情形各异，也需要借助于直接表现侵权立法目的的多重归责原则来区分和处理。
（二）适用过失推定责任原则的空间
1、适用过失推定责任原则的理由
在输血感染病毒纠纷中，如果按过失责任原则归责，即“无过错即无责任（No liability without fault）”，患方需要举证证明医方行为有过失才可能获得赔偿，这在实务操作中是很难做到的。一方面，患者一般不懂医学知识，不了解专业标准，很难认定医方行为是否有过失；另一方面，患者本身的血液与所输血液已经融合一起，从被害者血液中根本就查不出所输血液是否有病毒。所以，按一般过失责任原则要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对受害人是极不公平的，法律不应将对受害人不公平的救济方法强加给受害人。在英美法中,司法界考虑到患者接受治疗时往往处于无意识状态，医师比患者更接近证据并且医生可能“医医相护”（conspiracy of silence），故而将“事实本身证明”（Res Ipsa Loquitur）原则运用于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负担。“事实本身证明”原则是指若损害事实的发生是由于被告所致，事情经过只有被告能够得知，原告仅能证明事实的发生，而不能证明发生的原因，则认为事实本身已推定被告有过失的可能。 可见，事实本身证明是原告负过失举证责任的例外，该原则的运用，目的在于推定被告有过失。 我国学者认为，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失并应负民事责任，此既过失推定原则。 显而易见，这种制度设计等同于“事实本身证明”制度设计的效果，恰恰能够在中国侵权行为法中配合过失责任原则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过失推定原则以客观过失的概念运用为基础，仍保留了过失责任原则的预防职能。 “推定，乃依表面所见之事实，暂且据以认定另一事实之存在或不存在。斯此认定，系表见性、权宜性、假设性之认定。表见性之事实，与真实之事实未必相符，权宜性之认定，与终局之认定未必相符；假设性之认定，假设倘如不实认定随之更改。准此，推定可以反证推翻之。过失推定，在证明相反事实即不具过失之证据被提出前，有减轻赔偿权利人举证责任之功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明确指出，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不存医疗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作为原告方的患者，将不再承担医方存在医疗过失的举证责任。实施了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后，意味着医疗机构将分担部分医疗风险，特别是损害原因无法查明的那部分医疗风险将由医疗机构承担。从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角度看，判断一个法律规则的效率，其正确的态度是向将来看，即这种规则是否可以产生让当事人在将来有效率作为的激励。 举证责任倒置可以刺激医方加强防护措施，增加预防成本的投入来降低风险承担。当医方支出的预防成本可以防止较大的社会成本的发生时，那么就可以说适用过失推定原则造成的成本支出远远小于不适用该原则时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因此也就可以说过失推定是有助于预防事医疗故发生的，是有效率的。 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其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患方举证责任的减轻和医方举证责任的加重，而在于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因而已超出了证据法则的范畴。在输血感染病毒纠纷中，由于大众对病毒感染和输血检测标准等技术规范的模糊认识，很难确定医方是否有过失，故需要借助于过失推定归责原则认定医方过失，迫使医方严格执行输血技术规范，避免同类事故重复发生。总之，过失推定责任原则的确立，可以使我国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归责系统化，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维护了以过失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的侵权责任制度内在体系的和谐。
2、特殊过失推定的具体应用
过失推定可以分为一般过失推定和特殊过失推定。一般过失推定的特征在于被告只要能证明其没有过失，就可以推翻过失推定，且被告所用抗辩事由在法律上没有限定；特殊过失推定的特征在于被告不能简单的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免责，他必须证明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才能被免责。法定的抗辩事由实际上是表明被告没有过失的理由，而证明抗辩事由以外的情况的存在，虽可以表明行为人已尽到最大努力防止损害的发生，或已经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都不能视为没有过失。 在特殊过失推定中，免责条件是严格的，一般来说，只有在由不可抗力、第三人过失、受害人的过失引起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免责。我国有关侵权特别法也特别强调“完全由于”或“完全属于”不可抗力、第三人的过失、受害人的过失引起的损害才能免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明文规定紧急情况、患者自身原因、科技水平限制、无过错输血感染、不可抗力等6种情形，是主张“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其中“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一款规定没有必要单独列出，无过错当然不是事故，这仅仅反映了立法者对输血感染病毒事故的重视。而紧急情况、患者自身原因、科技水平限制、不可抗力等情形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恰恰能够作为进行特殊过失推定的法定抗辩事由。
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特殊过失推定一般可按照以下思路进行。首先，患方必须证明医方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因果关系。在输血感染病毒诉讼中，只要患方能够证明其经医方输血后一定时间内感染了病毒，就可以推定医方有过失。也就是说，患方只负有证明在某一时间与医方发生过医患关系和损害结果存在的举证责任；其次，依据法律规定或案件的具体需要，由法官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推定医方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第三，医方提出反证，举证特殊的抗辩事由（包括紧急情况、患者自身原因、科技水平限制或不可抗力）的存在，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以推翻过失的推定。最后，由法官认定反证是否成立，从而最终确定医方是否有过失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例如，在李红安诉武昌县人民医院输血感染丙肝赔偿案中，血液是被告采集的，被告当然应当对所采集的血液质量负责。但医院证明不了血液合格，又证明不了原告在手术前就患有丙肝，还证明不了原告在手术后因其他原因感染丙肝，而自己的采血行为却恰恰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事后经法医鉴定证明输血与感染的概率达８０％左右（本案已经不可能对原输血实物进行检验），在又无法找到献血者情况下，被告不能举证免责事由存在，法官依特殊过失推定思路判定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医院和血站在输血治疗中的“共同过失”，同样适用过失推定的方法，他们参与这种具有危险行为的本身，就证明他们具有这种疏于注意的过失。患方可把医院和血站作为共同被告，而无需对每一个加害人的过失以及这种过失的共同性进行举证，但医院或血站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或其过失不具有共同性而主张免责。
（三）公平原则适用的空间
1、“公平责任原则”不能适用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不是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之一，公平责任并非一项独立的归责原则。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理由如下：首先，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第3款。第3款的原文为：“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没有过错”，当理解为经过对过失的考查后，发现被推定为有过失的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公民或法人并没有过失。因此，该款法律规定所要解决的是不考虑加害人有过失情况的民事责任问题；其次，“公平责任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中，缺乏必要的依据。《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是掺杂在“责任承担”一类的条款中，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它所要解决的是损害后果的承担问题，而不是确定责任的标准或依据（既归责原则）问题。正是由于第132条含义不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对其进行了限制性的解释：“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一有权解释使得《民法通则》第132条的立法旨趣豁然明朗：它要解决的不是加害人（行为人）的责任依据问题，而是解决损害后果的合理分担问题，不是“赔偿”，而是“补偿”；最后，在诉讼的准备和进行阶段，认识论的规律不容许“公平责任原则”先入为主存在。任何一个原告，为了获得损害赔偿，在诉讼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是在提出诉讼请求时，绝对不会主张双方均无过失。任何一个被告，在诉讼的整个过程中，或者主张对方有关其过失的举证不成立或主动证明自己没有过失，但绝对不会主张双方均无过失而请求免责或减责。法官的认识过程是从原告正式提出诉讼请求开始的，它从一开头就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判明案件的性质，或考虑加害人的过失或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6月27日大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1年7月27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三章 生态和资源保护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五章 罚 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提高大连市的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使环境保护工作同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市及县（市）、区环境保护局，是同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有环境保护工作人员，负责监督、检查所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各级环境保护监察员，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执行监察任务。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计划部门在编制规划和计划时，应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环境保护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应依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本系统或本地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监督管理。
各级科学技术部门应加强环境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工作；宣传教育部门应加强宣传、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法律知识。
第七条 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公安、交通、铁路、民航及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应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水产、林业、农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 对保护环境和防治污染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九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并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工作。
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使本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符合国家标准。
第十条 各级财政、工商、物价、税收和能源等部门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产业或项目实行优惠政策，鼓励资源、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第十一条 健全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省未作规定的项目和需要调整标准的个别项目，其标准由大连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报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健全环境监测制度，实施统一的规范。组织监测网络，协调监测工作，汇总监测数据和资料，评价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
第十三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十四条 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一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并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凡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都应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填写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其中对投资额在一千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污染严重的项目，开垦荒地、围海造地、开发滩涂、采伐森林的项目，大量开采地下水和改变地质地貌的项目，
必须作出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和未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计划、土地、基建审批手续和贷款，不得供应材料、设备。未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单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发放营业执照。

第三章 生态和资源保护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和“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重”的方针，全面规划，科学管理，加强资源管理和生态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第十七条 全市沿海滩涂、近海水域的功能区划，由市人民政府根据省海域功能区划及本市自然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划定。对重点区域划分为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海上自然保护区的，须经辽宁省人民政府审定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港口、水产养殖区、海滨风景游览区和海水浴场排放固体废弃物和新建排污口。不得在天然港湾有航运价值的区域、海洋生物自然繁殖区、有重要观赏和考察价值的自然遗迹区填海造地。禁止毁坏海岸防护林、风景
林、风景石和珊瑚礁。
向海域排放废水要实行许可证制度。
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必须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选址，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建设施工中，必须采取可行措施，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为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一切拥有船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法律规定，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和管理。积极组织预防和治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利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及其他农用化学物质和材料，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维护农业生态平衡。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行政区的水资源状况和城乡建设、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合理规划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切实做好对碧流河水库等饮用水源的保护和管理，对地下水资源的开发要有计划地进行，防止由于过量开采导致海水倒灌和地面沉降。禁止向河流、水库、渠道、水井
等水体排放油类、酸碱液及其他有毒有害废物。严禁向饮用水源排放任何废弃物。
第二十一条 加强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和人文遗迹的保护。禁止在上述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经批准建设的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标准。已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要限期治理。
对已被国家、省、市列入特定保护范围的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庄河仙人洞自然保护区，长海海洋珍贵生物物种自然保护区，三山岛海珍品增殖保护区，大连海滨━旅顺口风景名胜区，金石滩风景名胜区，旅顺口森林公园，中苏友谊塔，吴姑城保护区等自然和人文遗迹，要按国家
规定对其环境、生态进行重点保护。对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和景点也要予以保护。
第二十二条 城市建设应珍惜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严格执行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统筹计划，合理布局，注重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应按照城镇性质、环境状况、功能分区合理调整工业结构和城镇布局。加强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组织好城镇污水治理、垃圾处理、集中
供热联片采暖工作，搞好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区的建设，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管理，做好物种资源的保护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捕猎、收售、采掘、砍伐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四条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集中控制，综合整治。
凡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消除污染、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作为生产、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标准，防治在生产建设或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烟尘、粉尘、噪声、振动、放射性物质、电磁波辐射、热污染、恶臭气体和其他
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造成区域性环境污染的排污单位、个体经营者必须参加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并承担相应的治理费用或劳务。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坚持防治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使用。
防治污染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或闲置，确需拆除或闲置的，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 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单位，必须对引进项目的防治污染技术和设备性能认真考察、论证，禁止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设备和有污染的废弃物。
第二十七条 工业窑炉、锅炉、茶炉、大灶、机动车辆和船舶等排放烟尘、废气的设施机具，均应安装有效的治理装置，对排放含有硫化物气体超过市规定标准的，还应配备脱硫装置。
第二十八条 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使用化学物品或放射性物质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防护和管理。废弃化学危险品及其包装容器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弃物，必须经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规定处理。排放含病原体的废弃物必须经过严格处理。
第二十九条 凡产生噪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治措施，确保噪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以内。
城区内禁止使用高音喇叭；一切单位和个人的音响设备不准对外播放；施工单位未经批准，不得在二十一时至五时从事噪声超标作业。
第三十条 建造垃圾排放场或工业废渣填埋场，应合理选址，并采取防治污染措施。沿着海边设立垃圾排放场或工业废渣填埋场，必须先建造防护堤坝和场底封闭层。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有毒有害的生产项目或产生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生产或使用。
第三十二条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不准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开办石棉制品、土硫磺、电镀、制革、造纸制浆、土炼焦、漂染、炼油、有色金属冶炼、土磷肥和染料等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
第三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国家规定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执行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超过标准排放的须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企业、事业单位向淡水和海水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要缴纳排污费。
第三十四条 发生或可能发生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采取应急措施，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还应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拒绝环境保护监察、监测人员或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现场检查或在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不履行治理和补偿责任的；
（三）违反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活居住区、海滨风景游览区和其他特殊保护区规定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围海造地和兴建海岸工程的；擅自在海岸、滩涂堆置有毒有害物质或废弃物，向海域抛弃或倾倒废弃物的；船舶擅自排放含油废水和垃圾的；
（五）随意捕猎、收售、采掘、砍伐或破坏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
（六）违反有关噪声管理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烟尘和机动车辆尾气超标排放或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垃圾的；
（七）随意倾倒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或含病原体废弃物的；
（八）不按规定申报和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
（九）发生污染事故造成危害后果的以及不按规定报告或弄虚作假的；
（十）未经批准随意销毁、处理废化学危险品及包装容器的；私自处置放射性废弃物或废放射源的；
（十一）引进不符合我国环境保护规定的技术、设备和有污染的废弃物的；
（十二）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的；
（十三）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十四）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
（十五）其他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下列行政处罚权限：
（一）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赔偿损失、责令整治和两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除以上处罚权外，有权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超过十万元以上的罚款，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有权责令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治理。
（四）其他行使环境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依照法律有关规定行使处罚权。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政府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引起人员伤亡的，应依法追究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缴纳排污费、超标准排污费或被处以警告、罚款的单位和个人，并不免除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大连市人民政府可依照本条例制定单项实施办法。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1年8月15日起施行。



1991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