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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一百零一条
（委任人死亡、成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
如委任亦为受任人或第三人之利益而作出，则委任人死亡、成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时，均不导致委任失效；如属其它情况，则委任仅自受任人知悉委任人死亡、成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之时起，或在委任之失效不导致委任人或其继承人遭受损失之情况下，方告失效。
第一千一百零二条
（受任人死亡、成为禁治产人或处于自然无能力之状况）
一、因受任人死亡或成为禁治产人而导致委任失效者，其继承人应通知委任人，并采取适当措施直至委任人本人可作出处理时为止。
二、如受任人处于自然无能力或不能执行委任之状况，则与受任人一起生活之人负有上款所指之义务。
第一千一百零三条
（多数受任人）
多名受任人负有义务共同作出受任行为者，即使导致委任失效之原因仅涉及其中一人，委任之失效仍对全体受任人产生效力，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五节
有代理权之委任
第一千一百零四条
（具有代理权之受任人）
一、受任人因获授权以委任人名义作出行为而成为代理人时，则第二百五十一条及续后各条之规定亦适用于有关委任。
二、获授予代理权之受任人不仅有义务为委任人之计算而作出受任行为，尚应以委任人之名义为之，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零五条
（废止授权或放弃获授予之权）
废止授权或放弃获授予之权，即导致委任之废止。
第六节
无代理权之委任
第一千一百零六条
（以自己名义作出行为之受任人）
以自己名义作出行为之受任人，取得及承担由其所订立之行为而产生之权利及义务，即使有关委任为参与该等行为或作为该等行为之相对人之第三人所知悉者亦然。
第一千一百零七条
（执行委任时所取得之权利）
一、受任人有义务将在执行委任时所取得之权利，转移予委任人。
二、如涉及债权，委任人得代替受任人行使有关权利。
第一千一百零八条
（在执行委任时所负有之义务）
委任人应以第五百九十条第一款所指之任一方式，承担受任人在执行委任时所负有之义务；不能作出承担时，应向受任人交付为履行该义务所必需之资源，或向受任人偿还其在履行该义务中所作之开支。
第一千一百零九条
（受任人之责任）
除有相反订定外，受任人无须就与其订立合同之人不履行所承担之义务而负责，但受任人于订立合同时明知或应知该人无偿还能力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一十条
（由受任人所取得之财产承担之责任）
受任人在执行委任时所取得之财产，如应按第一千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转移予委任人，则对受任人本人之债务不承担责任，但有关委任必须系载于在该等财产被查封之日以前作成之文件内，且在就上述取得须作登记之情况下仍未作出该登记。
第九章
寄托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
（概念）
寄托系指一方将动产或不动产交付他方保管，而他方于被要求返还时将之返还之合同。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条
（寄托之无偿性或有偿性）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之规定适用于寄托。
第二节
受寄人之权利与义务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条
（受寄人之义务）
受寄人有下列义务：
ａ） 保管寄托物；
ｂ） 如知悉寄托物可能出现某种危险，或知悉第三人就该物主张拥有某些权利，而寄托人并不知悉此事实者，应立即通知寄托人；
ｃ） 将寄托物连同其孳息返还寄托人。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条
（对寄托物之持有受妨害或被侵夺寄托物）
一、如受寄人基于不可归责于其本人之原因被剥夺对寄托物之持有，则其保管及返还寄托物之义务可获解除，但应立即将有关事实通知寄托人。
二、不论有否履行上款所规定之义务，受寄人被剥夺对寄托物之持有或在行使其受寄人之权利时受妨害者，得使用由第一千二百零一条及续后各条之规定赋予占有人使用之防御方法，即使所对抗之人为寄托人亦然。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条
（寄托物之使用及转寄托）
受寄人未经寄托人许可，无权使用寄托物，亦不得将该物交予他人保管。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条
（寄托物之保管）
有理由推断寄托人如知悉实际情况即会认可受寄人变更约定之保管方式者，得以非约定之方式保管寄托物；但在能与寄托人联络时应立即将该变更通知寄托人。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条
（密封寄托）
一、如寄托物系密封于包裹或容器内，则受寄人不得将该包裹或容器拆开或窥视其内之物，并应按原状保管及返还寄托物。
二、如包裹或容器被拆开或窥视，则推定受寄人有过错；如受寄人不推翻该推定，即推定寄托人所描述者为真实。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
（寄托物之返还）
一、受寄人不得以寄托人非为寄托物之所有人且对该物亦无其它权利为由，拒绝向其返还寄托物。
二、然而，如第三人对受寄人提起返还之诉，受寄人在该诉讼之裁判尚未确定之时，仅可透过将寄托物提存方使其返还义务获得解除。
三、受寄人如获悉寄托物源于犯罪，应立即将寄托一事通知被夺去寄托物之人，如不知此人为何人，则应立即通知检察院；受寄人仅在自该通知起十五日内并无任何对寄托物拥有权利之人向其要求返还寄托物时，方得将该物返还寄托人。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条
（与寄托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
如物之寄托亦为第三人之利益作出，且第三人已将其赞同寄托之意思通知受寄人，则未经第三人同意，受寄人不得透过将寄托物返还寄托人而获解除义务。
第一千一百二十条
（返还期限）
寄托物之返还期限视为以寄托人之利益而定出；然而，如属有偿寄托，即使寄托人要求在原定期限届满前返还该物，仍应向受寄人支付全部报酬，但有合理理由要求提前返还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
（返还地点）
当事人无订定返还地点时，受寄人应于合同所指之保管地点返还属动产之寄托物。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
（返还开支）
返还开支由寄托人负责。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
（转寄托时之责任）
受寄人在获许可下将寄托物交予第三人保管者，须就其对第三人之挑选上之过错负责。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条
（帮助人）
受寄人在履行其义务时，得求助帮助人，但根据寄托之内容或目的不容许求助他人者除外。
第三节
寄托人之义务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
（义务之列出）
寄托人有下列义务：
ａ） 向受寄人支付其应收取之报酬；
ｂ） 向受寄人偿还其有理由认为对保存寄托物属必要之开支，以及由支出日起算之法定利息；
ｃ） 向受寄人赔偿其因寄托而遭受之损失，但寄托人所为无过错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二十六条
（受寄人之报酬）
一、除另有约定外，受寄人之报酬应于寄托终结时支付；但订定按期支付报酬者，须在每期终结时支付。
二、如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终止寄托，受寄人得就已经过之时段要求按比例收取部分报酬，但不影响第一千一百二十条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寄托物之返还）
如无约定返还寄托物之期限，受寄人有权随时返还寄托物；然而，如有约定期限，则受寄人仅在具有合理理由下方得于原定期限届满前返还寄托物。
第四节
争议物寄托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概念）
两人或两人以上如对一物之所有权或就物上之其它权利有争议时，得以寄托方式将该物交予第三人保管，由其于争议解决后将该物返还予经证实为对该物拥有权利之人。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
（寄托之有偿性）
争议物寄托，推定属有偿。
第一千一百三十条
（寄托物之管理）
寄托物之管理义务由受寄人承担，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五节
不规则寄托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
（概念）
寄托之标的为可代替物时，称为不规则寄托。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
（制度）
有关消费借贷合同之规定，在可适用之范围内适用于不规则寄托。
第十章
承揽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
（概念）
承揽系指一方透过收取报酬而负有义务为他方完成特定工作物之合同。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
（工作之执行）
承揽人应根据约定之内容执行工作，且不能导致工作物存有使其价值失去或减少之瑕疵，或存有使其不能合于一般或约定之使用或存有减低该合适性之瑕疵。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
（监察）
一、定作人得在不妨碍承揽工作之平常进度下，自付费用监察工作之执行情况。
二、定作人或受托人所作之监察，对定作人于合同终结时可对承揽人行使之权利并不构成影响，即使在工作物上之瑕疵属明显或合同之执行显属不当亦然，但定作人曾对所执行之工作明示作出同意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
（材料及用具之提供）
一、执行工作之必需材料及用具应由承揽人提供，但另有约定或习惯者除外。
二、合同无订定者，材料应符合有关工作特性之要求，且质量不得低于中等。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
（报酬之确定及支付）
一、第八百七十三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报酬之确定。
二、如无相反之条款或习惯，报酬应于作出接受工作物之行为时支付。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
（材料及工作物之所有权）
一、在由承揽人提供全部或大部分材料之动产建造承揽中，工作物之接受使材料及工作物之所有权转移予定作人；在此情况下，在接受工作物以前由定作人提供之材料之所有权，随材料与工作物相结合而转移予承揽人。
二、在由定作人提供全部或大部分材料之动产建造承揽中，由承揽人提供之材料之所有权，随材料与工作物相结合而转移予定作人；由定作人提供之材料之所有权，仍属定作人所有，且工作物一经完成，其所有权亦立即归定作人所有。
三、在不动产建造承揽中，如土地或地上权属定作人所有，则工作物归定作人所有，即使系由承揽人提供材料亦然；承揽人所提供之材料之所有权，则随材料与土地相结合而转移予定作人。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
（次承揽）
一、次承揽为一合同，透过该合同，第三人对承揽人负有义务，完成本属承揽人应完成之工作物之全部或一部。
二、第二百五十七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次承揽及有帮助人参与执行承揽之情况。
第二节
更改之作出及新添工作物
第一千一百四十条
（承揽人主动作出之更改）
一、承揽人在未获定作人许可时，不得更改约定之工作计划。
二、未经许可而被更改之工作物，视为有瑕疵；然而，如定作人愿意按所执行之状况接受工作物，则无义务补加任何报酬，亦无义务因不当得利而作出赔偿。
三、如就工作物已定出报酬总额，且有关更改之许可并非透过列明报酬增幅之书面方式作出，则承揽人仅可要求定作人就其不当得利作出相应之赔偿。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
（必要更改）
一、如因第三人拥有权利或技术规则上之要求，有必要为执行工作而更改约定之工作计划，且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定出有关更改内容，并就报酬及执行工作之期限定出相应之更改。
二、如报酬因工作计划之更改而须被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则承揽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及要求按衡平原则收取赔偿。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
（定作人要求作出之更改）
一、定作人得要求更改约定之工作计划，只要因此而更改之报酬不超过原订报酬之五分之一，且工作物之性质并无改变。
二、承揽人有权按开支及工作量之增幅增加原订之报酬，以及有权延长执行工作期限。
三、如有关更改导致成本或工作量有所减少，则承揽人有权收取从原订报酬中经扣除因更改而节省之费用、或将节省之劳动力用于其它方面而取得之利益后所剩余之部分。
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
（工作物交付后所作之更改及新添工作物）
一、以上各条之规定，不适用于工作物交付后所作之更改，亦不适用于与有关合同所定之工作物不同之其它工作物。
二、如定作人未作出许可，则有权拒绝接受上款所指之更改及工作物；此外，如属可能，尚得要求除去所作出之更改及工作物，且无论属任何一种情况，均可按一般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第三节
工作物之瑕疵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
（工作物之检验）
一、定作人在接受工作物前，应检验工作物是否符合约定条件及无瑕疵。
二、检验应于惯常期间内作出，无惯常期间时，应在承揽人作好可供定作人检验之一切准备后之一段合理期间内为之。
三、任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由专家进行检验，而费用由其负担。
四、检验结果应通知承揽人。
五、不对工作物进行检验或不将检验结果通知承揽人视为对工作物之接受。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承揽人无须负责之情况）
一、如定作人明知工作物有瑕疵，但对工作物却作出毫无保留之接受，则承揽人无须对工作物之瑕疵负责。
二、不论有否检验工作物，均推定定作人知悉明显存在之瑕疵。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
（瑕疵之告知）
一、定作人或取得工作物之第三人应在发现工作物有瑕疵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有关瑕疵告知承揽人，否则由以下各条规定所赋予之权利将告失效；但不影响上条规定之适用。
二、承揽人承认瑕疵之存在者即等同于已被告知。
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
（瑕疵之除去）
一、如瑕疵可予除去，定作人或取得工作物之第三人有权要求承揽人除去瑕疵；如瑕疵不能除去，则定作人得要求重造工作物。
二、除去瑕疵之开支与有关利益不成比例时，上款赋予之权利即告终止。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条
（报酬之减少或合同之解除）
一、如瑕疵已使工作物不合于其原定用途，且承揽人既未除去瑕疵亦未重造工作物，则定作人得要求减少报酬或解除合同。
二、报酬之减少依第八百七十四条之规定为之。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
（损害赔偿）
行使以上各条规定所赋予之权利，并不排除按一般规定获得损害赔偿之权利。
第一千一百五十条
（失效）
一、对除去瑕疵、减少报酬、解除合同及损害赔偿之权利，如未在拒绝接受工作物或作出有保留之接受后一年内行使，即告失效，但不影响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所指失效情况之发生。
二、如定作人不知瑕疵之存在，且已接受工作物，则除斥期间自告知瑕疵起算；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上款所指之权利均不得自工作物之交付经过二年后行使。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条
（供长期使用之不动产）
一、如承揽之标的为建造、改建或修葺楼宇或其它属供长期使用之不动产，且在交付后五年内或在约定之担保期内，工作物因土地、建造、改建或修葺上之瑕疵而全部或一部倒塌，或出现瑕疵时者，适用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但不影响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之适用。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瑕疵之告知应于发现有关情况后一年内作出，而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至一千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所赋予之权利则应于告知后一年内行使。
三、以上各款之规定，亦适用于将自己所建造、改建或修葺之不动产出卖之出卖人。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条
（次承揽人之责任）
一、如承揽人在获告知瑕疵后三十日内不将此事通知次承揽人，则承揽人就以上各条规定赋予之权利而对次承揽人拥有之求偿权即告失效。
二、如属上条所指之情况，则上款所指之期间延长至六十日。
第四节
履行不能及工作物灭失或毁损之风险
第一千一百五十三条
（执行工作之不能）
基于不可归责于任一方当事人之原因以致不能执行工作时，适用第七百七十九条之规定；然而，如已开始执行工作，则定作人须就承揽人已执行之工作及已作之开支给予损害赔偿。
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条
（风险）
一、工作物基于不可归责于任一方当事人之原因而灭失或毁损时，风险由工作物之所有人承担。
二、然而，如定作人迟延检验或接受工作物，则有关风险由其承担。
第五节
合同之消灭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条
（定作人之废弃）
即使已开始执行工作，定作人仍得随时废弃承揽；但须就承揽人所作之支出、开展之工作及承揽人可从工作物上取得之利益给予承揽人损害赔偿。
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条
（当事人之死亡或无能力）
一、承揽合同既不因定作人死亡而消灭，亦不因承揽人死亡或无能力而消灭，但在后一情况下，如在订立承揽合同之行为中注重承揽人之个人资格者除外。
二、合同因承揽人死亡或无能力而消灭者，视为基于不可归责于任一方当事人之原因而导致之执行工作之不能。
第十一章
永久定期金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条
（概念）
永久定期金为一合同，透过该合同，一人将特定数额之金钱、其它动产、不动产，或一项权利转让予他人，而他人则负有义务在无时间限制下，支付特定数额之金钱或其它可代替物作为定期金。
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
（方式）
永久定期金，须以公证书设立，方为有效。
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
（担保）
定期金之债务人，须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
第一千一百六十条
（增添权之排除）
永久定期金之受益人间无增添权。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
（合同之解除）
如债务人迟延支付定期金达两年，或出现第七百六十九条所指之任一情况，则定期金之受益人有权解除合同。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条
（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
一、债务人得随时以金钱一次性支付相当于二十年或十年之定期金总额而消除定期金；上述年数须分别视有关一次性支付系于订立定期金合同后首二十年内作出或在二十年后作出而定。
二、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之权利不可放弃，但可订定于首名受益人生存期内或于不超过二十年之特定期间内不得行使该权利。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条
（利息）
与永久定期金之性质及以上各条之规定无抵触之有关利息之法律规定，适用于永久定期金。
第十二章
终身定期金
第一千一百六十四条
（概念）
终身定期金为一合同，透过该合同，一人将特定数额之金钱、其它动产、不动产，或一项权利转让予他人，而他人则负有义务在转让人或第三人之生存期内，支付特定数额之金钱或其它可代替物。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方式）
终身定期金应以当场认证签名之书面方式设定，而转让之物或权利之价值超过澳门币五十万，则须以公证书为之；但不影响有关物或权利转让方式之特别规则之适用。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条
（定期金之存续期间）
定期金之存续期间，得以一人或两人之生存期为标准而约定之。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增添之权利）
合同无规定时，如定期金之受益人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且其中一人死亡，则该人所占之部分增添予其它受益人。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合同之解除）
终身定期金之受益人，可按照有关永久定期金之受益人得解除合同之规定解除合同。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
（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
债务人仅在曾约定可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时，方可透过偿还已受领之一切及丧失已作之给付，作出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
第一千一百七十条
（提前给付）
如提前作出各期给付，须作之最后一期给付应全数作出，即使受益人在该期给付所涉及之期间届满前死亡亦然。
第十三章
赌博及打赌
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
（效力）
一、特别法有所规定时，赌博及打赌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涉及体育竞赛之赌博及打赌，对于参加竞赛之人亦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如不属上述各情况，则法律容许之赌博及打赌，仅为自然债务之渊源。
二、如在执行有关合同中有欺诈行为，则对该作出欺诈行为之人，合同不产生任何使其受益之效力。
三、涉及本章所规范事宜之特别法仍应适用。
第十四章
和解
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
（概念）
一、和解系指当事人互相让步以防止争议发生或终止争议之合同。
二、让步可涉及设定、变更或消灭与所争议之权利不同之权利。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不可和解之事宜）
各当事人不得对其不可处分之权利作出和解，亦不得就不法之法律行为所涉及之问题作出和解。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
（方式）
如为产生预防性和解或诉讼外和解所可能出现之某种效果必须采用公证书，则上述和解应以公证书作出；在其它情况下，和解应以书面为之。
第三卷
物权
第一编
占有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
（概念）
占有系指一人以相当于行使所有权或其它物权之方式行事时所表现之管领力。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透过居中人行使之占有）
一、占有既得由占有人本人行使，亦得透过他人行使。
二、在有疑问之情况下，推定事实上行使管领力之人为占有人，但不影响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条
（单纯持有）
下列者视为持有人：
ａ） 事实上行使管领力，但无意以权利受益人之身分行事之人；
ｂ） 单纯在权利人容忍下受益之人；
ｃ） 占有人之代理人或受任人，以及在一般情况下，一切以他人名义作出占有之人。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条
（占有之推定）
一、如现时之占有人在过去已作出占有，则推定其在前后两时之间亦继续占有。
二、从现时之占有中不能推定以前之占有，但现时之占有属有依据之占有者除外；属此情况之占有，推定占有始于该依据存在之日。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占有之继承）
如占有人死亡，则其占有之物即自死亡时起由其继承人继续占有，而不取决于其继承人对该物之实际管领。
第一千一百八十条
（占有之合并）
一、一人以有别于继承之方式继受他人之占有者，得将自己之占有与前占有人之占有合并。
二、如前占有人之占有所具之性质与继受人之占有不同，或前占有人以另一种物权名义作出占有，则仅在具有较小范围之占有限度内发生合并。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
（占有之保存）
一、占有在相当于行使本权之行为持续或可能继续之期间内维持。
二、一人开始占有后，推定其继续占有。
第二章
占有之性质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
（占有之种类）
占有可分为有依据或无依据之占有、善意或恶意之占有、和平或强暴之占有、公然或隐秘之占有。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有依据之占有）
一、有依据之占有系指以任何原则上能适当取得本权之方式获得之占有，而不论移转人是否拥有被移转之权利或有关法律行为是否有效。
二、占有依据之存在不予推定，主张有依据之人应证明依据之存在；然而，如有关依据在形式上具有瑕疵，则仅采用人证不足以证明该依据之存在。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
（善意占有）
一、占有人在取得占有时不知其正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视为善意占有。
二、有依据之占有，推定为善意占有，而无依据之占有，则推定为恶意占有。
三、以强暴手段取得之占有视为恶意占有，即使属有依据亦然。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和平占有）
一、非以强暴手段取得之占有，视为和平占有。
二、占有人以人身胁迫或以第二百四十八条所指之精神胁迫而取得之占有，视为强暴占有。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
（公然占有）
占有系在利害关系人可知悉之情况下取得或作出者,视为公然占有。
第三章
占有之取得及丧失
第一千一百八十七条
（占有之取得）
占有藉下列任一途径取得：
ａ） 公开及重复作出相当于行使本权之实质行为；
ｂ） 由前占有人就标的物作出现实或象征性之交付；
ｃ） 占有改定；
ｄ） 简易交付；
ｅ） 占有名义之转变。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
（占有改定）
一、占有人将占有之本权移转予他人时，占有亦视为转移予该取得权利之人，即使前者基于任何原因仍继续持有该物者亦然。
二、在作出转移占有之本权之法律行为时，标的物为第三人所持有者，占有亦同样视为被转移，即使第三人仍继续持有该物者亦然。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
（简易交付）
占有人将占有之本权移转予正在持有标的物之人时，占有视为自动转移予该取得人。
第一千一百九十条
（占有名义之转变）
以他人名义占有标的物之持有人就该人之权利提出反对时，得构成占有名义之转变；第三人作出在原则上能赋予上述持有人可使其持有转为占有之相关物权之行为时，亦得构成占有名义之转变。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
（取得占有之能力）
凡神志清醒之人均可取得占有，且即使神志不清之人，就可先占之物亦可取得占有。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
（占有之丧失）
一、占有人基于下列任一原因丧失占有：
ａ） 抛弃；
ｂ） 占有物之失去或实际毁损，或占有物成为不融通物；
ｃ） 让与；
ｄ） 他人之占有，且该新占有已超过一年，即使他人之占有属违反前占有人之意愿亦然。
二、属公然占有者，他人之新占有由该公然占有开始时起计；属隐秘占有者，则由占有被侵夺之人知悉该占有时起计；属以强暴手段取得之占有，则仅于强暴手段终止时起计。
第四章
占有之效力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
（拥有权利之推定）
一、推定占有人拥有本权，但存在有利于他人之推定且该推定所依据之登记系在占有开始前作出者除外。
二、存在多个以登记为依据之法律推定者，按有关法例确定何者为优先。
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
（物之失去或毁损）
一、善意行使占有之人，仅在其所为有过错时，方对物之失去或毁损负责。
二、恶意行使占有之人，不论其所为有无过错，均对物之失去或毁损负责；但证明即使在该物为其正当权利人所占有，仍会失去或毁损者除外。
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在善意占有下之孳息）
一、在善意占有人知悉其占有系损害他人权利前所获得之天然孳息及在此期限前所产生之法定孳息，归该占有人所有。
二、如在善意占有终止时，仍存在待收之天然孳息，则权利人须赔偿占有人因耕种、种子或原料而作出之开支及其它生产开支，只要该等开支之金额不高于将会获得之孳息之价额。
三、占有人于收获前及其善意占有终止前已将有关孳息转让他人者，该转让不受影响；但从有关转让所得之利益，经扣除上款所指之赔偿后即归权利人所有。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在恶意占有下之孳息）
恶意占有人从占有物在占有终止前所生之孳息中扣除上条第二款所指之赔偿后，应将剩余部分返还权利人，并须按一谨慎所有人所能获取之孳息价额而承担责任。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
（负担）
支付占有物之负担，由权利人及占有人根据各人有权取得在有关负担涉及之期间内所生孳息之多少，按比例为之。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必要及有益之改善）
一、占有人无论属善意或恶意，均有权就其所作之必要改善而收取赔偿，亦有权在不损害占有物之情况下，取回在占有物上所作之有益改善物。
二、如因避免占有物受损害而不取回改善物，则权利人须向占有人支付按不当得利规则而计得之改善物之价额。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改善与毁损之抵销）
因占有人对占有物作出改善而生之赔偿之债，可与占有人因占有物毁损而承担之责任相抵销。
第一千二百条
（奢侈改善）
一、在不损害占有物之情况下，善意占有人有权取回奢侈改善物；如会对占有物造成损害，则占有人既不得取回奢侈改善物，亦不得收回其价额。
二、在任何情况下，恶意占有人均丧失其所作之奢侈改善物。


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运用

（赵作明 邮箱：zzmshandong@sohu.com）


继一些法学专家学者的课题和项目涉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念之后，200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到这一概念，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2006年11月27日至28日上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法机关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由上可见，作为一项社会治理的重要战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科学性的概念，为确保其涵盖性，我们更倾向于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不是“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本意应当是：在社会治理中，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刑事立法、司法和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根据其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自身的情节等因素，做出合理的安排。主要指强制性的处理，如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等，达到既不会放纵违法犯罪，又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导目的，还能符合社会发展内在的要求和趋势。也就是说，宽严相济，应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主要体现于却并不仅限于刑事司法环节。否则，就不能系统性地解释社会治理本身。本文试图从广义上解读这一概念，探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然”和“实然”问题，以求对和谐社会建设出力献策。

一、一般意义上的探索

（一）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刑事政策只是其中一种，却是最具强制力的一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德国著名学者李斯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并被广泛认同的命题：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是给人们正确理解刑事政策提供了一个十分开阔而深远的思路。换句话说，正是犯罪原因和动机构成的复杂性，至今尚无机构和人员对其提供全部科学答案和治理对策，但是，社会政策成败与否，包括其中的道德运作，却直接影响着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并成为其中的最大影响因素，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制定得科学与否，执行的情况如何，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同时，由于刑事措施特有的强制力，使得人们无论是出于畏惧，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都使其乐于被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统治的最为常用的，也是往往被视为最为有力的最后一道保障，像军队一样。而事实也告诉我们，没有刑罚，对于有效社会治理是不可想象的，但仅仅或过重于依靠刑罚，却对发展社会经济、拓展就业和其他福利保障，推进民主政治、改善自然环境等不重视，那么，这种社会治理的效果也是无法想象的。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正确厘定行政强制手段和刑事强制手段之间的分界线，要在道德与法律、罪与非罪之间搞清关系。犯罪概念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都不尽一样；犯罪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显著标志，受民族文化影响深远并呈现较大的差异；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违反法律的一定是违反道德的；犯罪是违法的最高形态，犯罪的一定是违法的，而违法的却不一定就是成犯罪的。这样的规律性认识，要求我们在考虑刑罚的社会治理时，应当做到：通过立法科学厘定何种行为仅需要道德调整，何种行为才是违法，何种违法才能构成犯罪，只有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实际情况，才能进入社会治理成本最小化、效能最大化第一道关，即善法得以确立，并保证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概念和统计数据能够科学地反映、指导社会整体治理。而这种抉择的过程，却是异常痛苦，异常艰难的。它不但要求将立法建立在大量理论和实证的科学研究数据之上，而且，还要求充分考虑民众的文化程度、社会习俗、心理认同以及社会可能的反应等因素，更重要的，还有统治阶级决策层的理智与情感、科学与专断之间的博弈。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进入GDP人均1000??3000美元的增长发展期，这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犯罪高峰期、突发事件频发的危险期，随着“失范行为”的增加，相关的准确判断和立法更要提上日程。

（三）刑法内在结构的合理性及关联措施的科学安排，是善法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在解决了罪与非罪问题之后，对于纳入刑罚治理的各种行为，哪些是重罪，哪些是轻罪，如何准确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起刑点、刑期以及如何根据情节规定“宽严”，将是一个十分棘手却很重要的环节。比如，在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430多个罪名中，是否涵盖了犯罪的所有领域，其中多达68种的罪名涉及到了死刑，是否科学合理，死刑是否达到了应有的效果。有关罪名是否实现了其预期设置的目的。比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刑期设置，是否在客观上为公职人员规避法律提供了依据，毕竟，该罪名相比因涉嫌贪污受贿罪所面临的处罚要轻得多。又如破坏选举罪，不包括广大农村依法进行的选举，这在事实上是否有助于推进农村民主法制进程，其科学依据何在？再如，现行刑法要求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种措施如何落实，行为人违反后的制裁措施是什么，以及这种规定对于犯罪人员重新回归社会究竟有什么利好？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措施。类似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只有认真分析研究了，一部刑法才有可能成为善法。

（四）刑罚的设定，主要立足于国内，但要兼顾国际趋势，充分借鉴各国成功经验，并充分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犯罪是基于人和人的互动以及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一种不良社会形态，人本质上的统一性、社会形态的趋同性、全球化下的“地球村”概念形成，都说明犯罪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孤立的存在，犯罪的“反人权化”和全球化，使得各国对于犯罪的规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相关犯罪预防和制裁的国际公（条）约更是让大家的共识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刑事立法问题的复杂性在上述背景下尤为明显。就我国而言，刑罚追究机制国际合作的国内立法和实施问题已成为一种较为紧迫的议题。如当下的反恐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落实问题、引渡问题等等。

（五）刑罚的实际效能往往要通过强有力的执行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徒法不自行，也就说明了这一点。这又需要配套的刑事程序规定来保障。而执行的过程，也就是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的一个重要过程。如果执行不能排除干扰，执行中变相降低标准，甚至执行的随意性较大而又缺乏监督。刑罚的严肃性和效能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就无法实现其在社会治理中应有的作用。目前看，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选择性、刑罚裁量的幅度、判刑后减刑、假释和公检法三家相关标准的衔接等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并以较高位阶的法律性文件进一步细化标准，做到科学、统一。

（六）宽严相济，必须认真研究“相济”问题，纠正并继续下大力气制止相关的“误读”。按照目前官方的解释（详见今年的政法会议报道材料）：宽，就是要坚持区别对待，应依法从宽的就要从宽处理。对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员，尽可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严，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必须从严打击，决不手软。对未成年犯罪人，可依法判处缓刑、运用减刑或假释等措施，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积极探索因民事纠纷激化形成的刑事案件的处理办法，尽可能依法减少刑事处罚数量。认真研究依法正确适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措施，促进罪犯改造。进一步做好劳教工作，提高教育挽救质量。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确保取得良好效果。探索建立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调解制度，节省司法资源，以争取最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我们认为，在考虑上面因素的情况下，“宽严相济”对于案件而言，就是应当按其是非曲直，依据事实和法律，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使其得其“度”。但是，我们从1983年开始，坚持至今的“严打”政策却使政法战线的不少干部将理解支持的重点倾向了“严”的一面，对于应当“宽”的一面，重视不够，意识不强，有时在“从严从速办案”的要求，忽略不计。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来认识。否则，宽严相济的政策最后的重点可能就仅仅停在“严”的方面。这就偏离了我们的政策。

对于二十多年来的严打政策，我们在肯定既有成绩的基础上，目前应当主要放在反思上：一是该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有违法律精神。二是严打的长期效果究竟怎样，应当以案例和数据为准进行衡量。三是既有政策实施取得的“战果”，特别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否与其他社会政策的跟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在事实上是否起了重要作用。四是针对不同时期突出的犯罪类型，在客观上吸引着国家和民众特别是警方的精力，都会在相关犯罪上的治理上倾斜各种力量，这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都是一样的，但这能否作为我们提出、实施“严打”政策的依据并作为我们社会治理的“特色”。五是从“严打”的阶段性到长期性，准确为“严打”战役的频繁性，这在事实上对于警方和社会公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否被充分注意到并进行科学评估。六是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既然有了“宽严相济”的政策，能否去掉“严打”的提法。这需要魄力。

（七）刑罚的治理，应当将治理的重点放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破坏金融秩序和渎职犯罪上面。只有重点确定了，才能确保投入的比值并科学预期效果。在所有治理的重点中，对于公职人员的渎职犯罪，应当作为特别关注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公职人员廉政性的刑法管控直接决定着对其他犯罪行为的治理效果如何，决定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所有重大社会问题的引发、扩张，都是因对官员治理不力引起的，而且，渎职官员对社会危害的大小，又往往归因于刑法的相关规定及其实施。

（八）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如何合理确定公检法三家的任务分工，如何共同确定一致的立案、追诉和鉴定标准，如何简化办案手续、缩短办案流程，减低办案成本，以及监狱管理机制的改革，如何完善相关的责任制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救济机制。这些都直接影响着该政策的实际效能。

（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与社会综合治理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国家力量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和具体职能部门的统一指挥下，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对社会治安（广义上的）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并作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长期坚持下去的一种治国方略。该种政策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略的正式提出，最早见于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并在同年3月2日，被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以《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的法律文件的形式通过并确定下来。自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于全社会的动员性、参与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就目前看，该政策的功能尚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其主要问题还是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不够，特别是责任追究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至于两者的关系，我们认为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含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前者的指导思想适用于后者，而后者的特点又反过来影响着前者。

（十）专职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之目的、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在刑罚公权主导的领域里，如何有效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始终成为检验刑罚公平、公正和效率的最为重要的砝码。刑案中公权一方必须依法得到与其能够抗衡的另一方的制约才能确保公权不会变质、不被滥用，这是一个被证明了的真理。因此，要想真正达到宽严相济的效果，必须依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机构足够的对抗能力，而且，和谐社会建设追求的目的就是各种利益依法妥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适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赋予律师方提前介入权和扩大调查取证权，以及控制公权一方在强制措施中的力度并全部纳入法律轨道（如秘密技术侦查措施）。再者，还有一个法律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这不单单要靠市场的作用优胜劣汰，还要靠政府的扶持和宏观调控。因为，法律服务公益性的一面决定了这一切。但是，目前看，我们的法律服务资源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全国来看，法律服务队伍量少质弱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二是法律服务力量分布不平衡，律师队伍主要扎推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各省会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法律服务资源严重短缺，目前，全国仍有206个县没有1名律师，300多个律师事务所不足3名律师，这种尴尬的局面与法治的要求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三是法律服务市场和从业准则有待进一步规范。四是法律援助工作刚刚起步，在人员、经费和工作机制保障等多个方面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有大量工作等着去做。

二、当前几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探索

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配套措施，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对于下面几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着力研究改革。

（一）要深入研究劳动教养制度，根据形势需要，依法予以规范。从《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被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命令公布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就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治理政策被确定下来。加上后来出台的几个关联性法律行政法规，其地位日益巩固。经过了五十个年头，该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是功勋卓著，特别是在前四十年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作用更是明显。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该项制度的缺点日益暴露出来，并饱受争议甚至谴责：一是该制度所依赖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先所适用对象已几乎不存在，但是相关条文的修改却没有跟进。二是在2000年《立法法》出台之后，该《决定》及后的《补充规定》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否符合该法要求，如何界定“劳动教养”的性质 ，是一种强制措施，还是一个行政处罚，亦或一个独立的法律设定，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答复。而1982年制定的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将其界定为“行政措施”的规定尽管可以暂缓相关的争议，但是，由于该《办法》先于《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再加上劳动教养动辄一两年的执行期限，上述界定的效力就很难让人满意。三是执行期限过长。许多行为根据情节被判刑，可能也仅是1?2年的有期徒刑，缓刑，乃至拘役和管制，但是如被劳动教养，其执行起点最低却是一年。四是实施机关缺乏中立性。按照规定，劳动教养名义上由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但目前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在以该种名义操作。尽管公安部多次以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要求认真对待劳动教养，希望各级公安机关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一个人的审判”、“做自己的法官”的嫌疑让人怀疑公正的程度。五是劳动教养管理所因其体制的特殊性和外界监管的有限性，入所人员在其中的改造内容和实际改造效果缺乏科学的验证，至少，目前缺少公开的研究和报告。

鉴于上述现状，对于劳动教养问题的综合研究，应当抓紧进行，要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二）要在轻罪人员的诉前过滤、审判和执行方式上大胆进行变革。这也是有效节省司法资源、降低治理成本，有利于犯罪人员改造，缓解被害人压力，以求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步骤。首先，要合理确定轻罪的范围，对于非暴力或轻微暴力的案件，造成轻度后果的，犯罪行为人以实际行动取得检方或被害人谅解的，一部分可以进行庭前和解，并在检方的主持下，两方或多方达成协议不进入审判阶段就结案，但犯罪信息仍应当保存。一部分进入审判阶段后，可以改为交由社区校正机制通过庭外执行。上述工作，有赖于立法上的推动。

（三）要为刑执人员的改造和刑执后的回归社会建立顺畅的机制。当前刑执人员的改造内容和效果??成本和收益，以及回归社会的程度，相关努力的成效虽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其透明度和社会参与评价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相关成本投入、产出，回归人员在一定时期的复发率，等等，相关检测数据不完整，其科学性值得推敲。而上述工作，是检验刑罚治理和其他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需要大量细致的调研、数据积累工作，并要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四）要逐步完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为什么国家要对刑事受害人在被告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承担救助补偿责任。目前相关的理论依据存在争议，但是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国家对于身处其中的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其受到刑事侵害，并且，其本人或家属的生活由于这种侵害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在侵害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当然负有不同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救助措施。而且，这种救助往往倾向于生命被剥夺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后的救助。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尝试着通过司法系统内部对被害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比较认可这种模式，并将其研究推广提到了一定的议程。我们认为，在这项救助制度上，应当厘清以下认识：一是肯定这种救助制度的积极意义，应当将其纳入到制度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统筹考虑。那种别人有我们也要有，或者等待其他国家的做法和思路都不可取。二是这种救助制度应当划归到“国家”制度框架下，以立法来保障。不是司法系统自身能够解决的，但其试点的作用值得肯定。三是必须尽快梳理归纳救助的对象和范围，确定一个能够指向未来的“现阶段门槛”，并要科学解释与一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之处。四是就刑事诉讼本身而言，对于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请求，应当在法律上保障，不能将刑法和民法的共同之处割裂开来。那种无视刑事受害人精神索赔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加剧对人身和人格权的践踏，背离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五是借助多种社会工具，实现被告人及其家属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最大限度的“和解”，以便尽可能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要尽快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实现刑罚措施的“软着陆”。从力量上讲，行政强制措施（广义上的，包括行政拘留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却不同于刑罚的法律规定）是社会治理中的“准刑罚”，如果对这种力量法律约束不好而导致其滥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刑罚治理的社会效能，降低其威信。目前看，急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要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对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查找出所有“漏洞”；二是要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措施法》，并确保该法出台后，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及时废止或得以修订，不能留有“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