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网上公务车政府采购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第十二版
首次发表时间:2005年04月12日
作者: 谷辽海

网上政府采购公务车是指采购主体通过互联网发布政府采购公务用车的信息、接受供应商网上投标报价、网上开标以及公布采购结果的全过程。近几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迅猛发展，我国许多省市的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纷纷在互联网上实施公务用车的政府采购。随之而来的是网上政府采购纠纷案件和相关法律问题也日渐增多。有些争议完全是属于法律空白造成的，有些则是采购主体有法可依但违规操作引起的。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则是属于后一种情况。本文试图从网上政府采购公务用车的实例着手，分析采购主体有法不依的情形，而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采购人南方某市公安局因执行公务需要采购６辆捷达汽车，要求标配，２辆车身颜色为白色，装警灯；１辆车身颜色为黑色；３辆车身颜色为银灰色，均为手动挡。１月１２日，采购主体将采购信息在该市政府采购网站上进行发布，这次政府采购方式为公务用车网上公开招标采购，招标采购信息公示后的第二天中午，即１月１３日１２时截标。供应商交付汽车的时间为发中标通知书后５个工作日内。１月１８日，该市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中标，中标金额为５９．８万余元。

笔者注意到，该采购主体在此次采购活动的前几个月，还从网上采购了两辆爱丽舍轿车。２００４年９月３日，采购主体将采购信息在该市政府采购网站上进行发布，招标采购信息公示后的第三天即进行截标，９月８日１２时许，某供应商即交付两辆爱丽舍汽车，总计价款为２５．２万元。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法还没有将网上政府采购规定为法定的采购方式之一，但现行法律对类似前述的公开招标采购行为还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前述所介绍的政府采购活动，采购主体所进行的两次不同时间公务用车的政府采购行为，所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是指定品牌和违反等标期的法律规定。前一问题在实践中非常普遍，政府采购公务车指定品牌的做法严重限制了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为违法行为，笔者将另行专题来讨论。本文主要是谈后一问题。

法律要求招标人必须为投标人提交投标书留有最低限度的时间，确保投标人及时对其招标意向作出响应，避免因时间过短或者过长而给招标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投标截止日期是指将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的时间，国际上一般称为“等标期”。ＷＴＯ《政府采购协议》规定，投标截止日期不少于４０天，紧急情况可以缩短到不少于１０天。欧盟《政府采购指令》则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为３６至５２天，紧急情况可缩短到１５天。还有，投标截止日期与政府采购市场是否开放有关。如果政府采购市场已经对外开放，期限就应规定得长一些，因为采购信息传递给外国供应商需要时间。

前述某市公安局的两次采购行为均与我国法律强制性的规定相背离。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货物和服务项目实行招标方式采购的，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２０日。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短不得少于２０日。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招标投标的截止日期与招标投标法规定相一致，两法规定所不同的是采购对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这两次公务车采购的等标期，一次只有１天时间，另一次则不到３天时间。

在全国各省市的政府采购活动中，类似本文所介绍和分析的网上公务车政府采购，采购主体不遵守２０天投标截止日期规定的现象非常普遍。招标采购程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将严重影响到采购结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样的采购活动需要引起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亟须纳入我国《政府采购法》进行规范。

（本文作者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




论宪政的德性

谢维雁


[英 文 名]On the Morality of Constitutionalism

[摘 要]宪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之上，对人的不完善性假定是宪政的伦理预设。同时，宪政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道德，具体包括十项准则，即存在宪法，确立人民主权原则，实行代议制民主，确立法治原则，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政府有限，以保障人权为目标，权力制约，建立违宪审查制，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十项准则是判断宪政自身合法性的依据，而具有合法性的宪政又成为宪政社会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及公民行为的合法性的供给者。

[关 键 词]宪政 内在道德 合法性

[作者简介]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干部，法学硕士。

[联系电话]（028）6750742（办）、6694844（宅）、95858－245661（传呼）

[通讯地址]成都市上翔街24号，邮编：610015。



前言：宪政不可无德



宪政，不仅是一个政治学、宪法学上的概念，而且也应当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宪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之上。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实行宪政要有‘宪德’”，所谓“宪德”，即“实行宪政（或宪法）所应有的政治道德、民主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其核心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观念、民主精神和刚正品质”〔1〕（381页）。在别处，该学者将“宪德”简述为，“实施宪法和法律所应具的政治道德”〔2〕（序一）。依笔者理解，这里的“宪德”应是宪政或宪法实施主体所应具有的道德品格。本文所谓“宪政的德性”，不排斥上述“宪德”的涵义，但它还包含更为重要的内容，它主要指称宪政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格。宪政自身的道德品格与其实施主体的道德品格是两个截然有别的概念。宪政自身的道德品格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一方面它意指宪政的内在规定性，宪政之为宪政的特质隐寓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评判宪政自身的基本尺度；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宪政的普适性价值，近现代各国宪政的确立是对这种普适性价值的全面认同。虽然各宪政国家对宪政实施主体的道德品格，也有一些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要求，宪政实施主体道德品格状况也会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宪政实施的效果，但它只是一种外在因素。实施宪政，不仅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需要适宜的道德环境，而且关键在于宪政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道德。



1．人的不完善性：宪政的伦理预设



对宪政的认识可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是价值层次，一是事实层次。传统宪政理论对价值与事实多不作区分，一般都以弘扬价值为核心，缺少对宪政的客观、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对宪政事实层次即实然性的研究应成为当今宪法学的重要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学说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宪政所依赖的基础相当脆弱，并不能获得“科学”的验证。这个基础就是作为宪政根据的人性假定，即“宪政主义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倾向”〔3〕。

人性本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学范畴，但对人性的预设构成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任何制度都是针对人设定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基础上的。对人性的不同假定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路径。对性善论的坚持，理论上可导致柏拉图“哲学王”的统治，孟子的仁政，人治即是以性善论为根据的；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宪政不相信人是完美的，也不相信人是善的。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4〕（27－2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休谟的“无赖”假定（“无赖”是人性不完善的表现形式），不是究诘人性的真相，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为宪政给定一个出发点。它体现了人类的睿智与策略：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即每个人都是无赖，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宪政主义者是要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政治家，而要使他们受制于宪法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以降低政治风险〔3〕。经验证明，从最坏处着眼设计的防范与对策措施往往是最有效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也认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5〕（264页）这导出了人性预设与宪政的逻辑联系：“宪政就是被设计用来弥补人的缺陷的”〔6〕（106页），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针对某些恶而设计的。宪政的存在这一事实即表明了人性的不完善。

对人的不完善性假定，使宪政理论建立在道德观念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对人的不完善性的价值认同。宪政对人的不完善性预设，实际上是从强烈的道德感出发的，是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缺陷的正视和反省，体现了宪政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价值上，宪政对人性中的不完善或缺陷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它根本不承认“人性不完善，要求人负起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没有根据”或“人的恶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之类的逻辑。



2．若干准则：宪政的道德底线



能够真正称得上宪政的东西，应含有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尺度，应具备一些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舍此便无宪政。这些共同标准构成了宪政的内在品德。它既是宪政之为宪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判断宪政自身的依据。这些准则可概括为以下十项：

（1）存在宪法。

“没有宪法的存在是谈不上宪政的”〔7〕（90页），“宪政以宪法为起点”，“宪法是宪政的前提”〔8〕（180页）。同时，宪法是宪政的规范表现形式，宪政是宪法规范在实践中的实现。作为宪政前提和表现形式的宪法，第一，必须真实。这要求宪法必须与事实上实行的宪政存在同质性，宪法规定的内容就是实际运行的宪政的内容，因为“宪法只能表现、保障和在某种限度内指导宪政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宪政”〔9〕（158页）。第二，必须有实效。“法律实效意思是人们实际上就像根据法律规范规定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它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10〕（42页）。宪法必须具有实效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效力，是宪法作为法律的本质要求，也是从有宪法到有宪政的关键环节。宪法须有实效，可进一步推导出宪法的内容要具有科学性、正当性和可操作性，既要为全社会所普遍遵从，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实际执行。第三，必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其变化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宪法不应轻易改变，有人认为，“宪法不变是宪法是重要的原则”〔7〕（298页）。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进一步导出宪法文字应简约从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还要充分地建立、完善和运用宪法的弹性机制〔11〕。但宪政并不要求宪法一定是成文的，根据国外政治科学家们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的界定，“宪法是一套规则和习惯，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法定的或超法的，政府要据此处理事务”〔12〕（51页）。根据历史经验，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这说明实行宪政除了需要宪法之外，还须满足其他的一些条件。

（2）确立人民主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