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行为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同种犯罪行为，如果十八周岁后的犯罪行为与十八周岁前的犯罪行为能够相互区分，且可以单独被评价为犯罪，则应当认定为“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在同时符合累犯其他构成要件时，可以构成累犯。

　　案情

　　被告人王吕奇出生于1990年10月16日。2008年9月至12月期间，王吕奇单独或结伙实施盗窃19起，窃得赃物价值21430元（其中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实施盗窃7起，共计价值4230元；在年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盗窃12起，共计价值17200元）。后被公安机关查获，于2009年7月15日被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

　　2012年5月21日上午，王吕奇又伙同他人至昆山市张铺镇江南春堤5幢201室，窃得被害人彭再龙的戴尔牌N4030型笔记本电脑1台（价值1900元）和被害人贺勇的神州天运Q1600型笔记本电脑1台（价值800元），后全部销赃给王威风。同年6月11日，公安机关将王吕奇抓获归案。

　　裁判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吕奇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王吕奇曾跨越十八周岁实施数起盗窃行为，十八周岁前后的盗窃行为能够相互区分，且独立构成犯罪，故属于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被告人王吕奇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被告人王吕奇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王吕奇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1．“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理解

　　刑法修正案（八）在累犯条款中增加了主体要件（或者年龄要件），即“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构成累犯。根据立法精神，“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是指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犯前罪的，不适用累犯的规定。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累犯条款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中作了明确规定。该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2011年4月30日以前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但是，前罪实施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是否构成累犯，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据此，无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是以实施前罪时的年龄作为排除累犯的主体要件。

　　2．跨越十八周岁犯罪时，行为人的年龄认定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行为往往是一个过程或者处于持续状态，在此过程中，行为人的年龄也必然随之变化。因此，在行为人跨年龄段犯罪时，判断是否为“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结合犯罪构成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跨越十八周岁实施同一犯罪行为的，此时行为人正处于由心智未成熟向心智成熟的转化期，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一般应当认定为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如果能够明确区分主、次罪行，且主要罪行发生在十八周岁之后的，应当认定为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对于跨越十八周岁实施同种犯罪行为的，如果行为人在十八周岁前后实施的同种犯罪行为能够相互区分，且十八周岁之后的犯罪行为能够被单独评价为犯罪，则应认定为“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否则应以“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对待。这是因为，虽然对行为人在十八周岁前后实施的同种犯罪行为按照一个罪名处理，但即便不考虑十八周岁前的行为，十八周岁后实施的行为也可被评价为犯罪，故应属于已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本案中，被告人王吕奇在十八周岁前后实施了多起盗窃行为，其中在十八周岁后的12起盗窃行为能够区别于十八周岁前的盗窃行为，且能够单独构成犯罪，应当为“已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

　　3．跨越十八周岁犯罪时，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时间节点的认定

　　在行为人跨越十八周岁犯罪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既是对十八周岁之前行为的评价，也是对十八周岁之后行为的评价。虽然十八周岁前后的犯罪行为能够相互区分，但是各自所对应的刑罚共存于同一个宣告刑中，无法进行区分。对此情形，如何界定前罪刑罚执行完毕的时间节点，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认定前罪刑罚执行完毕的时间节点时，如果机械地对十八周岁前后的犯罪行为予以分别量刑，不仅有违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会遇到诸多无法区分十八周岁前后行为的现实困难。因此，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明显区分十八周岁前后行为所对应的刑罚，且后罪发生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则应当认定为构成累犯，比如十八周岁之前的犯罪行为对前罪刑罚的贡献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形。否则，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进行处理。本案中，被告人王吕奇虽系跨越十八周岁犯罪，但属于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的人。在认定累犯时，其前罪刑罚执行完毕的时间应当是十八周岁后的犯罪行为所对应刑罚的执行完毕时间。如果后罪发生在该时间节点后的五年内，则可以构成累犯。被告人王吕奇于2008年实施了前罪，2009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5月刑满释放，2012年5月再犯盗窃罪，且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可见，其“犯前罪——行刑——再犯罪”的时间差仅为四年，后罪发生的时间明显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五年内，故应属于累犯。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谈谈“55岁无犯罪激情”

作者:宋立军

最近网上转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司法部建议增设20或30年长期刑，减少死刑的适用》，让笔者眼睛一亮。主要是建议减少死刑这条，笔者很赞成。在这方面，以前几乎听不到官方的声音，只是一些学者在呐喊。

2005年1月16日，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司法部副部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张军就湘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提出的全面废除死刑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副部长认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我国现阶段很难，更可行的办法是改革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他还介绍，司法部最近对我国的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

笔者不知张副部长的话是否代表司法部，但是记者同志却用了“司法部建议”的字样。倘若是个人意见，言论自由嘛，谁也别太较真，毕竟人的想法不可能统一。但是如果真的是司法部的初步意见，笔者倒要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对张副部长关于“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的观点不敢苟同。

首先，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数据表明，实际服刑十五六年的原判无期徒刑的人释放后会比其他类型的获释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性大。任何一项政策或法律的出台都要有实证作依据，特别是立法建议更应慎重。因为一个缺乏实证、想当然的立法建议，会对社会、对公民造成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害。

其次，55岁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不是法律概念，这是生理年龄。用生理年龄来作为立法的参照系，很不科学。假使一个14周岁的少年，另一个是30周岁的青年，分别犯了杀人罪，都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么是不是少年必须要服满41年，而青年只要服25年就行了呢？这明显有悖于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看来犯罪也不能太早，晚犯罪还可以少吃官司。此外，笔者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55岁”这个词，关于这个年龄犯罪的人可真不少，他们的犯罪激情还浓着呢。

最后，这个建议也与刑罚宗旨相悖。刑罚的宗旨不仅仅是对犯罪人进行惩罚，更重要的是保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全。让我们做一些假设吧。一试想，一个被判无期的罪犯知道自己至少在监狱里要关25年，他还有“改造积极性”吗？二试想，他入狱前的尚未满月的孩子，要等到娶妻生子后才能与父亲团聚。孙子的爷爷呢，是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老人。而原来的刑法却不是这样的。三试想，在他没有了犯罪激情后，也没了生活的激情，他给社会能带来什么呢？只能是日益增多的不稳定因素，只能是不得不在本已吃紧的社会保障中挖出一块，给那些已没了任何激情的人，只能是……

哎，好在即使建议被采纳，25年以后才会显现效果。真不该操太多的心啊！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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